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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不等于死亡(4)

柯岩

 

两个嫌疑犯

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

癌症明星和其他

数据与活人

古老的课题

东方的瑜伽术

不要“烧死”伽利略

 
 

    数据与活人 

    于是,我又不能入睡了。

    哦,我可怜的医生同志,又每天为我增加了镇静安眠药的剂量,我可怜的护士小友,又时常被我的红灯惊动。而我可怜的心脏、神经又开始为我备受折磨,并不断向我提出抗议……

    但我仍然不能入睡。我兴奋,我震惊,我充满看到希望的欢乐,却又为不能捕捉住希望而十分痛苦。

    我把我看到的、想到的一切热烈地向我的朋友述说,性格温和的朋友微笑着点头:“哦,多么好,但你千万不要如此兴奋。”但更多的像我一样自命为文明人的朋友,则带着科学的态度文雅地摇头:“是吗?这是可能的吗?”

    “当然是啦!”

    “那为什么不见宣传?”

    我拿出大叠大叠的报纸和材料。

    “那为什么医院不实行?”

    “医院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去了吗?”

    “那为什么不推广?”

    我生气,我抗争,我辩论,但既然我已不是癌症病人,他们也就不再对我迁就忍让。

    朋友归朋友,但真理不容含混,我的朋友都是些原则性很强的人。但毕竟我还是病人,于是他们总是那样带着礼貌的微笑听着我叙述。听着,眨眼睛(眼里明明透出怀疑),点头,摇头,但不做声。

    “你不信吗?”每每我忍不住问。

    “信。气功吗?怎么不信?”

    “气功在配合中西医治癌中的作用呢?你不承认?”

    “可能。”

    “那你们不能试用于临床?”

    微笑,不做声。

    我这才懂得有时微笑也能压迫人。

    “为什么你们不能用于临床?”

    “病人自己做,我们不反对,但让我们用于临床,却必须有数据。”

    数据,什么数据?

    就是气功治癌的系统科学的理论根据及实验的各种数据。

    那,我当然没有。而许多气功师呢,也没有,甚至不可能有。如果所有可能去搞数据的人都在等别人去找数据,并且对古已有之及现在做着的那些零星的、片断的数据只持简单的否定态度,那么,还将永远不会有。

    但是,我有活人。数据不是从活人的实验中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吗?

    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动员我的医生朋友们去看活人,大活人。

    人类总是有弱点的:好奇心,温情,碍于情面……而人类又总是有优点的:同情心,求知欲,事业心……

    总之,不管优点弱点,我是动用了一切手段,连说带劝,连推带拉,硬拖了几个医生朋友上了紫竹院癌症气功班。

    这里,我将尽量客观地记录下那些活人与活动。如同邀请我的读者和我们一同前往现场。

    时间:198112月的某一天。

    地点:紫竹院旱冰场小山侧的空地上。

    人物:我们(我,陈大姐,老陈,他爱人)。我的医生朋友们。癌症气功班的学员们、辅导员们。

    场景:在冬日明亮但不温暖的阳光下,北风吹着枯干的竹丛,飒飒作响,学员们正排成两行做着行功。辅导员在边上喊着“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平、点;吸吸呼,平、点……”

    我:(走近辅导员)对不起,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医生,想找几位病人谈谈。可以吗?

    辅导员:当然。情况你都熟悉了,你自己找吧。(转身走开,仍继续查功)吸吸呼,吸吸呼……

    我:(走向一个身穿紫衣,围着暗桃色大毛头巾,身材窈窕脸色红润的女子)周月辉,小周,你和他们谈谈吧,好吗?

    周:(脸一下红了)我?咋说呢?

    我:就像那天你和我谈的那样,好吗?

    周:(笑嘻嘻地)我谈不好,你可别怪我啊!

    (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并打开了录音机,她仍然笑嘻嘻地,开了口,话说得很快。)棗以下为她的录音整理。

    “我说不好,反正我就说大实话呗!同志们有听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我叫周月辉,今年42岁。在长春白求恩医大二院工作。五年前,就是1976920日,由于胸闷,偶然发现胸腔有一肿物。1030日在长春白求恩医大做了开胸手术,取出10x10x8cm肿物,未发现扩散,但与心包、主动脉、上腔静脉、肺、膈肌广泛粘连。

    “病理诊断:上皮细胞和淋巴细胞混合型胸腺癌。

    “病案号:吉林白求恩医大肿癌医院5448,北京日坛医院292897. ”我手术后,为了预防扩散,用混合化疗方案做了十一个疗程出院。

    “术后近两年,197884日,回院复查时,胸部正侧位片子均显示:原位复发。

    经空气量5000rad的钴6o照射,拍片检查阴影消失。我高兴的呀,就别提了。我说‘谢谢,谢谢医生同志!你们救了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命。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我只有做好工作来报答你们……

    “哪想到癌不饶人呀!一年后再复查时(19791030日),不但在原部位再度复发,而且扩散到前胸壁和右第二肋间。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我跑到北京。许多大医院的医生专家们反复研究,都认为复发严重,不能再做第二次手术,否则很容易下不了手术台。我请求再给我放疗,但许多医院放射科都劝我不要。因为放射面积太大,容易造成放射性肺炎,及造血机能障碍。我再三恳求无效,只得回长春吃中药治疗。

    “1980624日再次复查,病情更加严重。这时我已呼吸困难,睡觉不能仰卧,侧卧时间一长,也上不来气,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几个医院都认为无救了,有的认为存活期超不过198010月。

    “在豁出去的情况下,我又跑去找第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四院。找到陈公言主任,我说:”主任,主任,你救救我吧!我这么年轻,还能工作。我的孩子还小,他们还得有妈妈,你不能就眼看着我这么死。你给我治吧,开刀吧,多么痛苦我都能忍耐。你上次救活了我,这次我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怨你。不治反正是死,万一治好了呢?啊,主任,主任……’我恨不能给他跪下,医生护士听了都掉泪,可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决定再做第二次钴60照射。在1980710日再次结束了空气量5000Rad的钴60照射。拍照结果是:肿块阴影似有缩小,但未消失。继续放疗已无实际意义,因肿瘤对第二次钴照射已不敏感,且脊椎已达极量,并出现了胸水……医生垂着眼皮对我说:“带瘤生存吧,再照不得了。带瘤生存吧,小周,世界上有好些人是带瘤生存的。’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我懂得这个‘带瘤存活’,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等死。我再三恳求再次手术及放疗,但自己也明白这是毫无意义及不可能的了。

    “正在呼天不应,入地无门,又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死去的情况下,我校一院医学运动科的王艾明大夫告诉我:北京画院郭林的新气功协助治好了高文彬同志的转移性肺癌,让我试试新气功。我当时到处也找不到郭林老师的这本书,就按着王大夫说的,先迈右腿棗两吸;再迈左腿棗呼;舌舔上腭,闭着眼睛走……我就像溺水时有人递给了我一个救生圈,一把抓住可就不放啰!从198081日我就走了起来,头一天只能走几分钟,慢慢地就能走半小时、几个小时了。走着走着,能吃下饭了,睡觉呼吸也轻快了一点。呀,莫不是有了希望了?!

    “走呀!走呀!我活过了‘十。一’。活过了‘十。一’,我就有信心了。在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大风雪里,你们可不知道那个冷哟!我每天4点起来,就不间断地做行功。走呀走,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把氧气吸进来;吸吸呼,把毒气甩出去。大雪飘飘地下,冰碴在脚下‘沙沙’地响。轻轻地碎裂……吸吸呼,吸吸呼,但愿吞噬细胞也能像白雪这样密密地扑向癌细胞,但愿肿瘤也能像冰碴这样被包围、被掩埋、被粉碎。

    吸吸呼,吸吸呼……

    “练了六个月功,到1981213日又拍片复查,拍完片,我扭头就往家跑,都不敢问结果。

    “吃过中饭,我爱人‘扑通扑通’地跑进屋,脚步咋这么重呢?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一动不动地等他宣判。他却老也说不出话来,就像喘不过气来似的,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谁知他大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没棗没有了,胸骨后的阴影棗没有了。消失棗了。’我像作梦一样听他说,是我院放射科赵楚静副教授给诊断的。‘刷’地一下,眼泪就‘咕嘟嘟’地从我眼里往外冒。

    “他这会儿也不结巴了,话像开了闸,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医生怎么抢着看这张片子啦;什么都不敢相信啦;什么就剩二肋间那个还有啦;什么什么……我可都听不进去了。站起来就抓个包,拉扯几件衣服,二话没说,拎着包就往外走,上北京,上北京,上北京哟!

    “到了北京,进了这个班。这一正经学,这才知道,我的姿势还不大对呢,光知道在东北大雪地里傻走,原来还没有做预备功,也没做收功哩!哈哈哈……”她爽朗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我们也高兴地大笑起来。我一边扬声大笑,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光骄矜地查看我的医生朋友的反应,倒好像给周月辉治好病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一样。

    咦,怎么听不见老陈那轰轰的大笑声呢?半晌,我忽然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忙回头找时,原来他的爱人抽抽噎噎地在一边抹泪儿。老陈拉着她的手,直说:“咦,你这人,你这人,真是棗哎……”我的心一热,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

    “做过切片吗?”医生到底是医生,冷静的调查开始了。

    “做过不止一次,我病历上都有。门诊号……化验单……”

    “这半年棗就是19808月到19812月,做气功时,你还进行了放疗或化疗吗?”

    一个医生问。

    “没有。”

    “还进行了别的治疗吗?”又一个医生问。

    “只注射过中药蟾蜍素,这是一直没停过的。”

    医生点点头,不问了。我却问道:“会不会是放射线在继续起作用呢?”

    周月辉笑了:“不。陈公言主任他们研究时还专门说过,钴60照射停止一个月后,就绝对再起不了杀死癌细胞的作用了。因此,他还开玩笑地说:”你的阴影消失,我决不冒领功劳……’“

    那么,是蟾蜍素的功劳?但以前也注射过,为什么偏偏这半年间它起了作用呢?

    我又小心翼翼地看了我的医生朋友们一眼。哦,数据吗?我没有!活人呢?我多的是。我打算带他们去找一个我熟识的老同志徐政委。

    我认识他可不是在癌症班,但我们这次相遇却是在这个癌症班。

    1979年,我听说徐政委得了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让“四人帮”及其爪牙气的。

    我们去陆军总医院看他,手术很成功,他也十分乐观,送我们出门,还一边走一边说笑。

    但去年听说,已转移到肾和肺,不行了……我心里十分难过,躺在病床上还想着他曾经对我有过的帮助,想着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们去到山西,曾经带给他的种种麻烦……可惜现在医生限制我的活动,无法去看他了。

    万没想到,一天我来紫竹院学功时,突然看见一个老军人正在我前边慢步行功,一招一式,十分沉稳从容。我不禁跟在后边摹拟,越走越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我学功还没入门,从来很难入静,这时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谁呢?究竟是谁呢?我终于追到前面,细细打量----啊,原来是他!虽然因为清瘦多了,有些改了容颜,使我没能立刻认出他来,但更主要的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活到今天,还站得起来,还在这儿从从容容地吸吸呼,吸吸呼……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快步追了上去,高兴地轻轻地喊:“徐政委,徐政委棗----”,他回过头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听说你也病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恍惚间,不知怎么颇有点隔世之感。

    此刻,我急着在人群中找他,但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显然对这类访问,他早就习以为常,不需要听也不想多讲。我放目四望,只见他的背影在小山后一闪,迅速地进入到小树丛中去了。他是在快步行功呢,步履仍是那样沉稳从容,就好像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但他走得好快呀,又像个急于夺取胜利的小兵在勇猛冲锋……

    他哪里像个病人?!联想到这个癌症班的学员每天到公园来练功时,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给妇孺老残让座的故事,我不禁又破涕为笑了。

    可是数据,数据呢?

    数据吗?周月辉在轻轻拉扯我的衣襟,带我们走向了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姑娘。

    她,容长脸儿,细挑身材,27岁,尚未婚。26岁时,乳腺癌全切后一年复发,广泛淋巴转移,也是没有可能再做手术及放疗化疗,只能等死的……现在做气功八个多月了,颈淋巴上的癌肿块明显变软变小,从核桃大变为花生米粒大。左右肋淋巴结原来一串串花生米粒大的肿块,现左边已缩小;右边嘛,已完全消失……

    做过切片吗?当然。

    病理诊断……门诊号……住院号……

    她还那样年轻,还没有结婚。在回答我们问话时带着那样明显的女孩子的羞涩。因此,请原谅我在这里不引用她的姓名了。

    我带着我的医生朋友们又走到一位黑黑胖胖的男同志面前,请他讲讲。为什么我找他呢?因为我刚来到这个班时,他曾一次拦住我说:“听说你是个记者?报导报导吧!”

    我说我不是记者,只是个病人。他遗憾地打量着我说:“那我怎么听说你是棗唉,真该报导报导啊!”

    此刻,我把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他立即高兴地说起来。

    “我早就希望能够报导报导了。当然,不是报导我,而是报导气功,郭林老师的新气功……

    “我是肝癌,在河南确诊的。跑的那个医院就多了,都说确诊是肝癌。到北京,又跑了好几个医院,也都支持河南的诊断。有诊断书嘛!我自己也看了片子了……肝上,有拳头那么大,都说已无法手术,告诉家里人活不了多久了,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吧……

    吃啥哩,啥也吃不下。老婆哭,孩子叫,这就都不用说了……

    “你们看我现在壮壮实实的,吃得可胖了。可那会儿呀,真瘦成了人干了。怎能不瘦哩?不吃不睡,就像点灯耗油一样。”

    “我虽只是个普通干部,在河南XX合作社工作,但咱从小参加革命,好歹是个老同志,是个共产党员。再疼得难熬,疼得不能活,也是最后的考验了。我就去照了标准像,召开了家庭会议。我说:”我们都别哭了,哭也不能把癌哭没了不是?摊上了,有啥法哩!我也五十多岁了,比起早牺牲的同志,还多捡了几十年哩。共产党员嘛,啥考验没经过,在死亡面前也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哇卜……我也没啥可留给你们的,就是留给你们这点不怕死的精神吧。标准像,等我死了就挂上几天,留个念性。尸体呢,送去解剖。

    把癌这个玩意儿好好叫医生们研究研究,要能叫后人少受点疼,也算我没白长一回癌病吧!’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组织上、同志们纷纷给我找来了气功治癌的报纸、郭林老师的书,劝我上北京,找这个癌症班来学气功……我就半信半疑地来了。

    “来来回回练了这么一年多功,现在,你们看,我有多胖。X光片上什么肿瘤的影子也没有了……没了。你们说,神不神?”

    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说气功的好处时,一位医生打断他问:“做过切片吗?”

    “没有。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支持是癌。在肝上那样大,都说手术愈后决不会好。都说不挨这一刀,可能存活期还长点。”

    他扫了医生们一眼:“哎棗我知道,你们会说,没有切片,就不能证明那是癌。

    是的,我一好了,片子上一没有阴影了,我只一说没动手术,是气功治好的,医院顿时就说是当初误诊了。可怎么这么多医院都误诊了呢?还是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呗。咱是不懂医,可你们大家琢磨琢磨,退一万步说,就不是癌,是个良性瘤,是个囊肿,那么老大个家伙,就这么吸吸呼,吸吸呼地给吸得不疼了,呼没了,你们也该研究研究吧!否定一件事咋那么容易,肯定一件事咋那么难呢?我也懂,要数据,要数据,可不研究,不积累,死了才是癌,一好了就说是误诊,这数据从哪儿来呀?“

    他的话说得那样朴素,又那样在理,许多病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了,眼光期待地射向在场的医生同志。他们都是病人,重病人,死刑犯!医生决不会和他们争辩。她们只是宽容地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也什么也没说,但回来就抓住她们不放了。你们看见了吧?相信不相信?难道是假的吗?可能个别有例外,原因不好解释,那你们为什么不寻求解释呢?怎么寻求?做试验呗,找数据呗……

    但是,我也知道,这不可能。

    首先,他们忙,真忙。

    是的,真忙。谁要是没有在80年代的中国医院里看过普通门诊,住过普通病房,谁就不会懂得中国普通医生的忙。那甚至不是忙,而是劳累,是不能喘息。

    门诊,每个钟头4——10个。询问,主诉;听诊,门诊;化验,透视;照相,分析片子;解释,答问;开方,处置,写病历……住院医生呢?每天工作平均不下10个小时:早班,晚班;大夜班,小夜班;治疗,查房;急救,抢救;开研究会,碰头会,学习会,讨论会;开诊断书,病历摘要,出院证明,死亡证明……当然,还不算排队、走路、挤车上下班的时间……

    你怎么还能要求他们考虑治疗外的事,做什么试验呢?

    其次,他们无权。他们只是普通医生,他们没有权利拿教科书上没教过他们的理论、没有足够科学实验数据的任何方法用于临床。

    我没有话说了,但我的心并不平静。是的,他们没空。那么,有空的人呢?专门研究的人员呢?是的,他们没权。那么,有权的人呢?有权而又专管医学科学的人为什么不组织这项研究呢?是的,需要研究的项目多得很,但为什么这项就命中注定不该早日排上重要日程呢?我确实不懂,并且因为我确实无知,不知道这些应该归哪里管。因此,请原谅,我决不是想把矛头指向哪个单位或哪些人。我只是想说,牵涉到这么多病人生死存亡的最凶恶的敌人----癌,难道不需要组织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服它吗?为什么只能走西医西药的道路,而不能从祖国医学遗产中(包括气功)更广更深地去挖掘呢?从前节所提的肿瘤研究所的文章中知道,有些专门人才、专业机构已开始在做了,但为什么不能更广泛更普遍地做呢?譬如,就譬如哪个医院的肿瘤科,肿瘤研究组,为什么不能和这些癌症气功班挂起钩来,在统一的指导下,配合作战,积累经验,从而取得数据呢?

    数据,啊,数据!数据是重要的,但活人毕竟是根本。没有活人,没有和活人关系最紧密、接触最频繁的临床单位,不相信发生在活人身上手术以外的“奇迹”,不研究活人取得奇迹的一切条件。一切因素和一切可能,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足以说明问题规律性的数据呢?

    而病人不能等,因为癌症不肯等啊!于是,成批成批的活人,有的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有些是对“四化”大有贡献的人才,甚至是栋梁之材在被癌症吞噬。这个该死的、万恶的、必须迅速征服的癌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