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祖国的蓝天2016-12-29

    对55岁的旅馆老板娘何淑静来说，只要医院不倒，一直有患者，她的生意就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她的旅馆不足500米。何淑静通过手机来电识别房客的来处，每个房间住着几个人，谁得了什么病，她一清二楚——比如，10号屋以前住着一个双眼皮大眼睛长头发的河南姑娘，“特漂亮，得了白血病。”化疗时，姑娘的头发直往下掉，何淑静劝她把头发剪了。后来，姑娘剃成了光头；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教师，得了乳腺癌，在旅馆的监控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在打扫，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病人。

    “这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生”

    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出发，步行5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公园，铁门，小区，拐几个弯就到了这片家庭旅馆。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刷得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北京西三环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灯火通明包围的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洼地。

    胡强脱掉鞋，盘腿坐在旅馆的床上，抬头看了眼窗外，天气阴沉沉的。房间里，除了床，还配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个电饭煲。电视旁边的黄色铁碗里，盛了半碗白米粥。“哪便宜哪去呗，有做饭的地方不更省点嘛。”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眼神黯淡。胡强发了一会儿呆，便开始算账：路费来回600元，这里住3晚240元，加吃饭要1000多元，打了两支药又是200多元，“这一个月得好几千块钱”。算了一遍，他沉默不语。生病的一年多里，他很少和家人说话，也不喜欢和旅馆里的其他人交流。

    2015年9月末，59岁的胡强被诊断出患a有淋巴癌，河北承德老家县里的医院治不了，女儿胡梅带着他到北京看病。“这边的医院才有法儿。”他看上去很疲累，吐出的每个字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从胡强的老家承德到北京，车程大约三个小时。肿瘤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有人手里拿着一摞卡片在发，一个中年妇女走到胡梅面前，塞给她一张名片：“家庭旅馆”。一个人一晚上30至40元，可以做饭，“是这附近最便宜的了。”她毫不犹豫带着父亲奔向这里。

    此前的每个周四，胡强都要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一次化疗，注射18000元一支的临床试验药物。如果顺利，他将在未来两年里持续注射这种药物。

    “等，只有等”

    2016年4月21日，北京，一名男子经过求医的病患和家属住的旅馆。旅馆走廊里光线阴暗，站在这一头，能看到另一头出口处的光，不时有人提着看病的片子来来往往。

    阎鹏站在那个出口，倚靠在墙角。今年9月30日，他和妻子收拾好东西，拎着两个大编织袋，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他们先去了潘家园附近的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了几天，没排上号，又辗转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病床，他们办理了预约住院。这意味着最少需要等待一周时间，多则要两个月。阎鹏和谢妙只能闷在屋子里等医院的电话，“等，只有等了。”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或躺坐在房间的床上，或立靠在过道的出口。即使在走廊遇上了，多数时候也各走各的路，没什么言语交流。

    “病人有需要，旅馆就在”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传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

    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淑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的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

    不问医药费，就问得癌症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多到医院都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