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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开芳与抗癌乐园 今年70岁的何开芳，有23年的癌症史。她参与创办了北京抗癌乐园，并在全国和亚洲国家推广了抗癌健身法。何开芳15年如一日，一直为乐园工作，为会员操心。她图的是什么？何开芳说她图的是有事做，自己康复了，能为别人康复做事，就说明自己还有用处。
“自救互助、乐观拼搏、综合治疗、战胜癌症”是乐园的纲领、口号和实践。15年来，有两万多名癌症患者在北京抗癌乐园接受过培训，学习抗癌健身法。
玉渊潭公园的“生命绿洲”并不神秘
7月初，我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采访肿瘤微创治疗中心主任王洪武教授，何开芳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进来了，她头发几乎全白，身体很瘦弱，但精神很好，看上去很健康。王洪武介绍说，她是北京抗癌乐园的负责人之一，今年70岁，有23年的癌症史。她参与创办了北京抗癌乐园，并在全国和亚洲国家推广了抗癌健身法。作为记者，我感觉到何开芳的背后肯定有故事，向他们提出，希望旁听他们的对话。何开芳轻轻地点点头，同意我留在现场，并说她和医生之间没有秘密，欢迎我有机会去乐园看看。何开芳与王洪武谈了一个多小时，说了很多事情，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王洪武能为乐园的会员提供优惠服务。
7月21日上午，天气异常闷热，我和何开芳相约在北京抗癌乐园办公室附近的一个活动地点——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生命绿洲”见面。
我到公园附近下车后，打听“生命绿洲”，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公园很大，走了约半个小时，在路人的指引下，我终于找到了那块由贺敬之写的“生命绿洲”四个字的大石头。在大石头附近有两条长椅，坐着四五个人，边上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人，有的在交谈，有的在看资料，有的在填写报名表。两条长椅显然经历了风吹日晒，已破旧不堪，但它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长椅后面有几棵不高的松树，树上挂着两份资料和一面写着“抗癌乐园”四个字的三角小旗。那两份资料是“抗癌自救互助班”的报名通知和关于抗癌乐园的简介。我有点失望，怎么就这几个人？坐在长椅上的一个中年男人上下打量我，然后公事公办地问：“你有事吗？”我说：“没事，我等何开芳老师。”他“嗯”了一声，继续接待来人的咨询。原来他是个“问不倒”的抗癌明星。
在“生命绿洲”等了半个小时，我有点着急了，打何开芳的小灵通，却无人接听。我想也许她正在路上。
于是，我又往湖边走了几步，发现这儿有一群人在听讲座，有的人拿报纸垫在地上坐着，有的人就坐在石头上。讲课的是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一位包着头巾的妇女告诉我，讲课的是空军总医院妇产科的专家，也是癌症患者。就在离他们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有个戴墨镜的妇女在“啊、啊”地吊嗓子，声音异常刺耳，但丝毫不影响这里的讲者和听者。大家非常专心地听着老太太讲课，好像谁也没有意识到那个声音的存在。
我数了数坐着的听众，共28人，有5人头上包着头巾，很明显，她们是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还有3人戴着墨镜，有一个面部变形，能看出来是手术带来的后果。据现场的人说，像这样的医学专家讲座，乐园每个月都举行，有时听众多达几百人。
就在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候，何开芳终于来了。她轻盈地走过来，那身姿像个舞者。她看见了我，只是对我轻轻地点点头，然后继续自己的步法。我问身旁的人，是不是练功的人不能说话？那人说：“你等几分钟再去跟她说话。这会儿她需要放松入静。”
几分钟后，何开芳过来和大家打招呼，我走了过去。大伙儿都热情地叫她何老师，并提出各种问题。乐园有一种园民们熟知的疗法，叫“话疗”
在“生命绿洲”，何开芳给我的印象是：满脸笑意，步履轻盈，不停地与大伙儿打着招呼，说着话。那天非常闷热，气温在三十七八摄氏度，因为习练抗癌健身法，何开芳后背的衣服已湿透。但她却风趣地说：“天气太热，我们就当去洗桑拿了。有钱人花钱去洗桑拿，我们这是免费桑拿，还能锻炼身体。”有一对夫妻，妻子背着水壶和提包。这位妻子告诉何开芳，她给丈夫背心里垫的两条毛巾都湿透了，但丈夫心情很好。她丈夫是癌症病人。
何开芳向我介绍现场的乐园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园民的情况。她说，乐园工作人员都是与癌症抗争多年的病人，他们在这里工作都没有报酬，但大家感觉很愉快。很多人开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得了绝症的人还在这里奉献什么？他们图什么？何开芳说，大伙儿靠的是精神，精神振作、情绪乐观是医学界承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乐园有一种园民们熟知的疗法，叫“话疗”。据说“话疗”效果明显，方式简单，就是同患癌症的病友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相互鼓励，相互介绍抗癌的心得体会，从而相互排忧解难，产生真挚的友谊。
张梅英是乐园服务部工作人员，她的任务是为病人推介一些厂家优惠提供给乐园的抗癌保健品。何开芳说：“她今年64岁，是子宫癌患者，18年了。她患病后还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曾经非常优秀，现在在乐园也非常优秀。”原在航天部门工作的吴桂梅患乳腺癌12年了，现在也是乐园的骨干。她主要负责为新来学练抗癌健身法的园民办理报名、购买公园月票等。何开芳关心地问了问吴桂梅的近况，吴桂梅说：“我现在不生气，不发愁，真正做到了乐园老师们要求的笑对每一天。”
何开芳和大家交谈之后，决定带我去乐园办公室看看。乐园办公室就在玉渊潭附近颐源居5号楼104室。路上，何开芳多次提到一个从广东来京求医的叫杨文辉的脑瘤患者。因为没钱，32岁的杨文辉不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就连一个月500元的住宿费都拿不出来。为了他，何开芳和乐园的其他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杨文辉的问题。
“杨文辉是广东顺德人，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在工厂打工，月收入900元，仅够维持生活的。小杨患了癌症，又没有收入，在非典时期就来找过我。当时，我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他找了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每月300元住宿费，他都没钱交。后来，杨文辉不得不回家。去年，他的病情加重了，在家里呆不下去，又来找我们。我又托关系给他找便宜的旅馆。杨文辉的很多费用都是乐园赞助的。我和园长杨增和以及乐园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小杨最困难的时候，都曾经两百、三百地掏钱帮助他。但我们这些人都是癌症病人，大家钱不多，又都需要钱。另外，乐园不是慈善机构，也拿不出钱。杨文辉没钱医治，完全靠精神和锻炼活着，不容易啊。”
在“生命绿洲”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瘦小的杨文辉抱着一捆书，然后摊开在地上。他一边与何开芳说着话，一边蹲在边上翻弄着那些书。这样的场景吸引了不少人，很快就有人开始掏钱购买。那些书的内容多数是介绍各种饮食疗法的。何开芳说：“我们的园民除了抗癌健身法和心理疗法之外，就是饮食疗法。大伙儿去书店买书还得花时间、花路费，我们给杨文辉开了书单，他去书店批发，让他赚点生活费。”
对于年轻的癌症患者杨文辉，何开芳一直牵挂在心。虽然她想方设法帮助他，但却无力为他筹集到治病所需要的那笔钱。因为，何开芳每月退休工资只有600元。她自己的生活费用，以及看病吃药的费用主要靠当演员的女儿和在国外工作的儿子负担。何开芳所能做的就是四处为杨文辉游说，为他拉赞助，给他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只要看到癌症病人的情况有了好转，我就高兴啊，就开心。”何开芳说自己每天很忙很累，但能得到病友的信任，她觉得这就是幸福，能够为病友服务，她就觉得心里舒服。“你说，我这样的心态，我不健康谁健康？”何开芳对自己的做法非常满意。
抗癌健身法的原理是什么，对于抵抗癌症能起到多大作用？何开芳说：“爬山、划船等有氧运动对癌症患者来说太费力气了。抗癌健身法的练习过程就是放松、入静、吸氧，做轻柔、舒缓的运动，是中国式的锻炼方法。放松、入静，就能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气血通百病消，癌细胞是厌氧细胞，吸氧，血氧含量高，就能抑制癌细胞，有助于防止复发、转移。舒缓的运动就是以平衡的心态，在花草树木、空气新鲜的地方，做一些像散步那样的低消耗的运动。我们推广的抗癌健身法，病重病轻都可以练习。只要能站起来走路的病人就能锻炼，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受益。抗癌健身法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既符合中华医学的经络论、气血论，也符合现代医学的原理，完全是适应癌症患者的一种科学的锻炼方法。同时，我们提倡科学进食，以及进行自我心理治疗，走中国特色的抗癌之路。我们对治疗的态度是：首选西医，结合中医，坚持锻炼身体；我们主张自强不息、自娱自乐、自救互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患者通过治疗，通过锻炼，能够更快更好地康复；让患者少走弯路，不走弯路；让他们活得多点，活得长点，活得好点。”何开芳几乎是一口气说下来，而且越说越激动，“你说，一个病人身上天天疼着，活得能好吗？事实已经表明：癌症患者出医院进公园，参加抗癌乐园群体抗癌，把医疗、心疗、体疗、食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大大提高生存率。”
除了患者的信任，还有社会各界及政府的支持让何开芳感觉到幸福。有个叫赖小瑜的企业老板让何开芳感动，她说：“赖小瑜先后给乐园捐赠20多万元的保健产品。他是个好人，是乐园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找到赖小瑜，他都会尽可能地帮助我们，他是有爱心的企业家。”
还有一个人一件事让何开芳铭记在心：一位肺癌晚期的老干部，写下“给北京抗癌乐园捐赠10万元”的遗嘱。让何开芳欣慰的是，乐园得到了很多医院和医生的支持。
让何开芳高兴的是，现在，北京抗癌乐园是法人民间社团，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去年年末，北京红十字会给他们提供了共145平方米的3间办公用房，希望乐园进一步成为全市癌症患者的乐园。“过去，遇到刮风下雨或者下雪，我们找个地方碰头都不容易。”何开芳说乐园过去曾经租房办公，一间很小的房子每年也要两三万元租金。北京市政府为了使首都的癌症患者都能进公园乐起来，还批准乐园的请求：同意为癌症患者解决公园优惠年票。乐园的工作很忙，很杂，办自救互助班，办杂志，搞活动
何开芳将乐园的工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长期举办抗癌自救互助班。一个月一期，每期20至50人，主要讲授抗癌健身法，一周四次，也请北京各大医院的西医和中医讲课，也请一些营养学家讲课，讲课地点就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生命绿洲”。问及讲课费用，何开芳说：“为了省钱，我们会接受一些厂家的赞助，由他们出钱请专家来讲课。邀请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讲课，我们原则上每人每次课给100块钱车马费，但多数医生都不拿这个钱。为表示感谢，我们会给医生们寄去，或者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买些价值相当的小礼品送去。”
第二部分就是办杂志。何开芳谦虚地说乐园的杂志是下里巴人。自《抗癌乐园》杂志改版以来，何开芳一直担任副主编。这份杂志虽然是内部刊物，但发行量达到6000多份。她说：“编辑部的同志都在家里写稿、编稿。杂志是季刊，成为乐园对外的窗口。”据何开芳介绍，杂志设有“最新信息”、“专家访谈”、“明星园地”、“抗癌健身法”等10多个栏目，主要介绍国内外对癌症的新疗法，以及患者谈如何自救，如何战胜癌症等内容，很受欢迎。
第三部分是搞活动。癌症患者最需要沟通，需要自娱自乐。何开芳说：“乐园除了指导患者锻炼身体、科学治疗外，还搞一些自娱自乐的活动。”乐园及16个分园都有文艺队，包括唱歌、跳舞、时装表演等内容，园民们可以各展风采。
何开芳自己也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她把乐园工作不仅看成是为癌症患者献爱心，更把它当成毕生要去做的工作。让她这样做的原因是：“当初我刚患病时，如果有人帮助，肯定会减少一些痛苦，少走一些弯路。”现在，乐园的一项长期活动就是为癌症患者进行咨询，提倡“话疗”。这项活动的开展使很多癌症患者受益。有的人是哭着来的，参加了抗癌自救互助班和“话疗”后笑着回去了；有的人灰溜溜地来，但走的时候就有了抗争的信心。这些都让何开芳有成就感，不仅自己战胜了癌症，而且这么多病友都像她一样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除了一些长期坚持的活动，乐园每年还搞春游、秋游、过癌龄“五整生日”、春节大联欢等活动。让乐园为难的是，每次大型活动的参加人数有一两千人，场地费就得几千元。她举了几个例子：今年春游去了房山八旗洞，乐园还对每个人补助10元车费，最近几年，每年都为园民过“五整生日”。在工人俱乐部演出许多文艺节目，台上台下欢乐无比，但租场地花了三四千元，再买一些娱乐品、奖品，一次活动花了上万元。
让何开芳犯愁的是，乐园全年经费需要十几万元。乐园对每个会员只收10元会费，而且在春游时还要返给会员，给会员的杂志都是免费的。有人建议增收会员会费，何开芳急了：“他们有的人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伸手收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乐园也接受一些企业的赞助，比如一些保健品企业的赞助。何开芳说乐园还有个20多人组成的“智囊团”。他们都是知名人士，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教授和著名作家柯岩担任名誉园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老院长王建璋、广安门中医研究院朴炳奎院长等担任医学顾问，北京中医院肿瘤科主任王笑民等专家也主动为乐园出谋划策。何开芳说，乐园定不了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
乐园每年有几十个活动，这给何开芳很大的压力。她感觉现在办事很难，很多企业很多人只认钱。她说：“为了让乐园的群体抗癌事业维持下去，我们除了献爱心，还要设法适应社会。”
最近两年，何开芳参与策划、编辑的《抗癌健身法》和《再现生命的光彩》，包括66个抗癌明星的故事，正式出版。她说：“卖书有一些收益，但钱统统归乐园。作者和编者每人发几本书，有典型病例在书中介绍的人也发几本书。所有人都是奉献。只有在天热时搞活动，才给大家发几块钱补贴，意思意思。”
说到这些年的教训，何开芳说，在内部主要是抵制市场经济向钱看的影响，继续发扬奉献精神，继续当好抗癌战线上的活雷锋。在外部，如何排除干扰比较难。比如，有些专门搞气功的人，受封建思想影响，不仅不履行《健身气功管理暂行办法》，还排斥乐园，设置障碍；再如，有的专家只重视他那一手，甚至有个别从事癌症心理康复的医生，还亵渎乐园创造的康复新路。对于这些，何开芳说：“我们不愿意争吵，也没多少高招对待他们，只好不予理睬，主张走自己的路，用事实证明，中国特色抗癌之路是正确的，群体抗癌，综合治疗，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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