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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他被发现得了中晚期癌症，曾在隔离室度过9天9夜，医生让家人为他准备后事，他看到过自己的遗照。从1999年开始，肿瘤已在他身上消失。从发病至今11年时间了，现在他健康地活在我们中间——
相濡以沫的凌工夫妇。 王亚方 摄
惟一能表明凌工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病史的是他的头发。与６９岁的年龄相比，他的头发白得似乎早了点。他的身材也比较瘦，但他却有着健康的笑容和一般老年人少见的英挺之气。采访中，他一再自豪地说：“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到为自己的追悼会而准备的照片，我有幸看到了！”
他的老伴霞姨坐在一边，嗔怪他尽讲一些无聊的细节，同时配合着他的讲述，为记者拿来一撂病历复印件和检查单。
这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共同支撑着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痛苦的日子。
“如果我就这样去了，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１９９４年，凌工当时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那年上半年，他突出的感觉是累，脸色灰暗，吞咽困难，疲倦无力。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他去修却连扳手都扳不动。他一个月内瘦了１０斤。有一天，他去探望岳父母。看到他瘦得厉害，老人关心地提醒他去检查一下身体。６月底，他抽时间到医院检查，第一天做了胃部检查，结果恰如晴天霹雳：胃癌。
“我当时腿都软了。我一个人去的，医生给我说是胃溃疡，但我看得懂那个简写的英文。我一路往回走，走到半路碰到妻妹，还没开口说话立刻就眼泪汪汪了。”凌工回忆自己初闻噩耗的一幕。
第二天他又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结果更糟——ＣＴ显示，真正的病灶不是胃，而在肝，并且已经扩散，诊断书上写着：原发性肝癌，在肾上腺转移，胰尾部周围侵犯。肝部肿瘤的大小有５．５５８ｃｍ。凌工记得很清楚，霞姨一个劲地恳求医生：求求你们想想办法，让他能再多活几年，哪怕一年半载也好！
“他平时话很多的，那一阵子一下子变沉默了。”霞姨说。
“我不甘心，也不放心哪！她比我年轻，我患病那年，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儿女们还没有成家，也都很孝顺，那之前我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孩子大了，也有了工作，我们老两口正憧憬退休后过清闲日子，但现在我得了重病。如果我就这样去了，最对不起的就是她！”凌工说。
追悼会上的照片已经准备好
原发性肝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已经定好了做手术的日子，但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疑凌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距离做手术还有３天时间，凌工的一位同事慎重建议：“最好不做手术。”这位同事还介绍他去广州海军某医院，那里治疗不用做手术，效果不错。凌工这样理解大家不想让他做手术的原因：因中晚期肝癌进行手术后，最终没有多少人能活着走出医院。
在广州海军某医院，凌工做过３个疗程的介入治疗，一个疗程的生物治疗、微波治疗和一些后续治疗，最凶险的一次危机发生在１９９４年９月他开始进行第二次介入治疗期间。要继续治疗首先要治疗胸部积液，每次要从背部抽出１０００ＣＣ的积液。抽出的积液经化验已发现有癌细胞。介入治疗后期，凌工开始发低烧，抽血检验后发现白细胞只有６００个单位，而正常人的白细胞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个单位以上，他有发生并发症和败血症的危险。凌工住进了隔离室，一住就是９天９夜。隔离室外，是心焦如焚的霞姨。医生把霞姨叫到一边，偷偷说：“我和你是老乡才告诉你，估计是不行了，你要有思想准备，打电话叫女儿准备后事吧。”于是女儿在家洗放了“遗照”——这就是凌工能看到自己“遗照”的原因。
病情虽然凶险，但凌工神智却一直清醒。他看到广州的同学、朋友们、厂里的不少同事来看自己，意识到不妙：“我偷偷看他们的表情，每一个人都在暗暗摇头。”当所有人都为他感到绝望时，凌工却反而放松下来：“我当时想，嗨，不要那么紧张，或许没有那么容易死吧。在整个治疗期间，从始至终，我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放弃，一心密切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也许正是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打败了病魔，凌工度过了危险期。
一年多的住院治疗、三年多坚持吃中药、多年不间断地练郭林新气功，一次次的检查结果表明，肿瘤越来越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凌工再次到广州的医院复查时，肿瘤已完全消失，医生嘱咐他：“以后在当地医院复查就行，不用再来这里了。”
“从那时到现在，除服用一些保健品外，抗癌药物我再也不用吃了。除了练气功外，我没有做过任何治疗。”凌工开心地说。
夫妻俩互为支撑
记者问凌工为什么能一直保持良好的心态，没想到凌工说：“我本身还是有思想压力的，但我爱人的思想压力最大。为了她，我有事也不能直接对她说。”
一直以来，凌工就是霞姨的思想支柱。凌工得病后，霞姨有一个月没敢出门买菜，一怕别人问，问得自己泪汪汪；二来觉得没面子，好像自家人犯了罪。反而是凌工开导她要面对现实。治疗期间，由于医生有什么都对霞姨说，霞姨就更悲观，只是不敢在凌工面前流露出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凌工看中一条裤子，要买下来，霞姨虽然付了钱，心里却不无悲哀地想：“买了又有什么用？还不知能不能穿上它，只能当还他一个心愿吧。”
“我当时想，能过一天算一天，见他一天就服侍他一天，尽量对他好一些。”霞姨说。霞姨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凌工身上，两人好像两位一体，凌工瘦霞姨也瘦，凌工胖霞姨也胖，凌工能睡霞姨也能睡，凌工不舒服霞姨就吃不下饭。凌工在广州治疗期间，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和较好的治疗条件，住在医院附近一个６楼的单元房里。有一天凌工发高烧，霞姨跑上跑下联系医生，一天都没顾上吃饭——“那一天，她不知上下了多少趟６楼和跑了多少次医院。”凌工心疼不已地说。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开始，凌工开始在治疗的同时吃中药。中药６小时吃一次，为了让凌工一天能吃够３次中药，霞姨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煎药，这样凌工早上一睁眼就能喝到温度正好的中药。中药吃了３年多，霞姨也就煎了３年多的药。
看到妻子这样在乎自己，凌工心中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更时时注意在妻子面前表现出自己乐观的一面。治疗期间，凌工曾连续发烧，经检查发现左腿大腿根部介入治疗入口处有个血肿，实习医生说：“这个血肿有可能会堵住血液，腿也许会缺血坏死，严重时可能要截肢。”那边瘤还没治好，这边腿又要截肢，凌工来不及多想，第一个念头是告诉身边的儿子：“这个消息回去先不要告诉你妈，你如果告诉她，今天晚上她又睡不好觉了。”后来证明这是虚惊一场，凌工更感到自己当初决定的正确：要是告诉她，岂不是要她白担惊受怕一场？
很难说得清夫妻俩谁是谁的支撑。也许，正是他们的互为支撑，撑起了凌工强烈的求生欲望，撑起了凌工永不放弃的决心。
谈到自己的抗癌史，凌工非常衷心地感谢自己的单位、单位的各级领导和亲朋好友的关心和帮助，更感谢医生，是他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一次在广州，医生说要马上打一种疗效较好但价格昂贵的针剂，但我们一时筹集不到那么多现金。我爱人１０点钟往厂里挂了个电话请求支援，下午不到２点，厂里的同志就带着现金赶到了，又帮忙在广州跑了两天才买到药。我的同学、朋友、亲戚也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凌工还说：“生了病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生活当中什么都不重要，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及时伸出援手是最难能可贵的。”
“有句话说得好：有病时，治病先治心，心疗为先导，医疗为关键，体疗为基础，食疗是根本，综合治疗，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再难治的病，也有机会治好的。永远不要放弃，一放弃就全垮掉了。”凌工深有感触地说。（本报记者 王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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