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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你们，救救我们吧！”
2005年10月23日，一封几经周折的联名信转到了中国经济时报社，这是最先映入记者眼帘的九个大字。
写这封信件的人，是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三庄村等村庄的村民。信中反映：盐城市化工有限公司在当地建立的化工厂，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群众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地村民近三年上百人死于癌症，牲畜、鸡、鹅、鸭死得不计其数，10亩鱼塘绝收，8公里长的水面无一生物生存……
信后，附有300余名村名的签字、盖章及手印。
为了了解、查明其中的真相，本报记者赶赴江苏省盐城市进行了实地调查。
引资还是引污
10月24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记者按着信件提供的线索，在当地进行了暗访。
信件所称的化工厂，坐落在杨集镇辖区，厂址为该镇与益林镇、东沟镇和公兴镇的交界地带。
据自称为巨龙化工厂（即盐城市巨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厂）“办事员”的孙吉泼向中国经济时报介绍（经记者多方了解证实，孙吉泼的真实身份为中共党员、巨龙化工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化工厂法人代表、公司董事长为戴长喜，原籍为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建阳镇人（调查期间，记者未能联系上戴长喜本人）。化工厂共占地28亩，拥有固定资产近1000万元，职工1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0人。主要生产的产品为对氯苯酚（年产2000吨）、2．4－二氯苯酚（年产500吨）、邻氯苯酚、间苯三酚、三氯生（2004年6月停产）、双氯灭痛等十多个化工产品。
“戴总是考虑到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才决定在这里建厂的。”孙吉泼说，2000年3月，阜宁县杨集镇为了招商引资，在土地及税收上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中，镇政府全部免收巨龙化工厂的土地费用，以及减免化工厂头两年的部分税收。
在化工厂建立之前，杨集镇政府的主要领导来到东进村（现为东兴村）、三庄村（现为角巷村）等周边的村庄，找到一些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召开会议，讨论在当地建厂的情况。
“他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办一个化工厂，对你们有很多的好处。”东兴村村民段德桂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向村民们游说，化工厂的建立不但可以安排地方剩余劳动力，也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尤为重要的是，“厂里的污水一滴不外流”，“对周围的空气、水源没有任何污染”。
“我们没有人知道他们要生产什么产品，只说是感冒胶囊原料。”村民卞俊仁说。
村民们向记者介绍，由于不了解化工厂具体生产何种产品，以及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在镇政府官员和办厂方的劝说与游说之下，与会的村干部及群众代表在同意建厂的材料上签名盖章。
“我们建厂的时候，都经过了周边村民的同意。”孙吉泼说，至于村民们不了解化工厂生产的产品，是由于邻氯苯酚、间苯三酚这样的名词“太专业”，怎么解释农民们也不明白。
得到了当地群众同意办厂的材料以后，盐城市巨龙化工有限公司建设化工厂的申请同时顺利通过了上级部门的审批。
化工厂向本报提供的材料显示：2000年3月21日通过阜宁县环保局立项审批，2000年4月4日通过江苏省环保厅立项审批，同年11月20日通过盐城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设施）竣工验收。
然而，据当地村民反映，化工厂自2000年4月份通过江苏省环保厅审批以后，7月份便开始进行生产。
“他们在办厂初讲的循环用水，一滴水不外流都是假话。”原三庄村村长王书荣（音）说，化工厂生产以后，污水不断流到周围的沟塘和内河（生产河），致使河塘里大量的鱼虾中毒死亡。
“不仅如此，化工厂还排放出大量刺鼻的废气。”村民朱月华说，化工厂投产差不多半年后，村民们开始大呼“上当了”。
群众的愤怒与无奈
村民们反映，化工厂投产半年后，附近河流、池塘里的水散发着一股“很呛的异味”，鱼虾几乎所剩无几。
那时，化工厂不远处有个使用公路边河水的浴室，村民洗浴后浑身发痒、头晕，甚至有人当场昏倒在浴池中。
原东进村四组的村民刘文达向记者讲述，他原来在距巨龙化工厂约500米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但由于化工厂通过墙后的排水小沟秘密排放“毒水”，致使他损失“三千多斤的半成鱼”，“一塘的好鱼遭到毒死”。
为了证明自己的陈述均为事实，刘文达在“陈述书”上按下了手印。
对于当地村民的这些反映，化工厂全部给予否认。
“鱼塘里的鱼死亡，那是因为缺氧造成的。”孙吉泼说，由于近几年当地日照较足、鱼塘里的藻类植物生长较快，“藻都把氧吸去了，鱼没有氧气呼吸当然要死掉了。”孙说。
阜宁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良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也认为，当地的河沟没有鱼虾等生物“不足为奇”。“不光是化工厂附近如此，其他地方也差不多一样。”王说，“那都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喷洒了过量的农药对河流造成污染，应该与化工厂没有关系。”
“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件以后，我们开始向县环保部门反映。”段德桂说，过了几天，县环保局派来了几个人，但他们没有对村民反映的情况做任何答复。
之后，当地群众不停地向杨集镇政府、阜宁县政府、县环保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可能是化工厂心虚，在2001年7月份，他们特地花钱填平了‘污水库’，并且砌起了围墙。”舒其昌说，以后，他们确实很少看到‘污水四溢’，但化工厂的污水反而更加隐秘地流到了附近的小河及农田，并且最终流入了当地人用于农业灌溉的生产河。
舒其昌向记者介绍，距化工厂约400米处的自来水井，供当地上万人畜引用，但由于害怕化工厂“毒水”下渗，当地村民忧心忡忡。而距离化工厂南侧约300米处的“三庄小学”，最为直接的受到了化工厂的影响。
原来三庄小学从幼儿园到四年级共有200名学生，但化工厂投产后，学生便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空无一人。记者看到，原来的小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废旧钢材加工厂。
目前正就读于益林镇明达小学6年级的小刘（未成年人，化名）告诉记者，3年前，他在三庄小学上学，但是自从化工厂建立以后，学校周围的空气令他恶心。“每天上课都感到头晕，想呕吐。”小刘说，上到三年级以后，父母就把他转到了明达小学。由于路远，每个月还得交60块钱的校车费。
卞俊仁说，很多家长为了自己子女的健康，都把他们转到了其他的学校。这样，附近几个村庄原本都在三庄小学就读的学生，不得不转到县城、或者到路程比原来学校还要远10多公里的益林镇其他小学。
2001年12月17日，周围的村民终于“忍无可忍”了。
现东兴村村民段德桂、舒其昌、李四梅，角巷村村长潘国俊等人向记者介绍，当日，化工厂周围的村民（现杨集镇的东兴村、角巷村、东沟镇的东南村等）近百人前往工厂，要求厂方停产整治对环境的污染问题。
“当时，镇里来了一批人答复一周后妥善处理此事。”段德桂回忆说，但是村民们苦等了一个星期，镇政府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24日，村民又来到化工厂，但这次厂方早有准备，警卫对试图进入工厂的群众进行“拳打脚踢”。多名村民因此受伤。“杨集镇政府当时有不少干部在场，但没有人过问受伤的村民。”朱月华告诉记者。
25日，被激怒的村民再次来到化工厂，要求厂方解决污染问题。部分克制不住的村民，“挖去了化工厂烟囱的缆桩”，“填化工厂的进水道”。据当地村民讲述，当地政府迅速派来了民警保护化工厂。
26日，益林镇公安分局、杨集镇派出所对“破坏”化工厂的群众进行抓捕，姜为民等11名村民被拘捕。其中，姜为民被拘留37天，李万爱、李万保被拘留15天，姜为军、邱三、刘启信、许宝龙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对于记者调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化工厂的人员缄口不提且未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杨集镇党委副书记张克垒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认为，村民对化工厂的破坏行为当然要依法处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有个很坏的情绪，看到别人比自己有钱就眼红。”张克垒说，“他们不想办法如何超过别人，但却想到了破坏。”张所指的，除了破坏工厂的村民，也包括化工厂周围“闹事的人”。
癌症笼罩的村庄
“我们对化工厂感到愤恨和恐惧。”卞俊仁等村民对记者说，有一团阴云一直笼罩在他们头顶，至今仍然令人心悸——癌症！
村民们向记者介绍，近几年来，化工厂周边的几个村庄不断有人因患癌症而死亡。这5年以来，东兴村（原东进村）、东南村村民的死亡原因——100％都是癌症。
原三庄村村长王书荣对本报坦言，近年来，东兴村、角巷村、东兴村不断有人因患癌症而死亡。目前，幸存的癌症患者约有20人，其中多人已经奄奄一息。
“以前，我们村也有人患癌症。”段德桂说，但那只是占很少的比率，很多人都是“老死”的（年老自然死亡）。自从2000年以后，化工厂附近的村民得上癌症的越来越多，而且每年都在增加。
村民们以2000－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初步调查统计。由于受到人为的外力干扰，他们只向中国经济时报提供了搜集到的东兴村和东南村两个村庄的部分数据：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逐年呈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其它癌症。据当地村民反映，肺病、支气管病病人也不在少数。
对于化工厂周围的村庄为何患癌病人如此之多，孙吉泼并不感到奇怪。“这么多人的村子（两村人数估计8千左右），不管是从我国的正常人口死亡率还是世界平均的死亡率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吧？”孙说，就算不是癌症，这么多人口的村庄这几年来死亡的人口加起来也应该有这么多。
而阜宁县环保局副局长王良富则认为，该县近几年来患癌率上升是个普遍现象，并不是杨集镇化工厂附近的几个村庄所特有。“我们县很多地方，由于属于淮河流域的下游，好几年前淮河流域上游污染严重，现在阜宁县一些地方癌症患者增多是上游污染的后遗症。”王说，尤其是食道癌和肺癌占多数。
当记者问及杨集镇其他地方，为何没有如化工厂周边村庄患上这种“后遗症”时，王良富并没有正面回答。
对于化工厂附近如东兴村、东南村这种现象，对环境污染与癌症的关系有长期研究，并且对如陕西省华县“癌症村”、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等“癌症村”进行过实地调研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林景兴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林景星向中国经济时报分析，作为不具备传染性的癌症，在一个地区成为高发病例“十分不正常”。“尤其是从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断，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都会得出当地癌症高发与村民的生存环境存在关联的结论。”林说，只要经过一系列的采样化验，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很困难。
“当然，这是否与化工厂的污染有关，需要化验证据来判断。”林景星分析，从当地村民提供的“癌症名单”上看，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化工厂未建之前，当地有癌症患者但比例较低；而化工厂建立以后，周边的村庄成为了癌症高发区，并且目前100％的死因均为癌症。这已经给人们足够的信息暗示。
对于孙吉泼所称的当地死亡人数符合目前我国平均死亡率的问题，林景星提出：第一，死亡率就算与国家平均水平相吻合，从死因上判断也不正常。死亡原因可以有多种多样，老死、病死等等。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连续死于癌症？其次，死者年龄不符合现实。从当地村民提供的资料显示，许多癌症患者都是五六十岁的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将越来越长，但化工厂周边村庄的死者当中，有些人还未达到“老死”的年龄。
毒大米和毒蔬菜
对于癌症死亡成为化工厂周边村庄村民的主要死因，杨集镇党委副书记张克垒有自己的看法：“这可能主要是他们食用了有毒的粮食、蔬菜。”
据东兴村的村民向记者反映，由于生产河、空气等受到污染，当地近千亩农田所产的稻谷“确确实实有毒”。
“化工厂投产后不久，原东进村三组的农田所产的粮食受到了污染。”段德桂说，后来，镇政府出了一个主意，将所有受污染的粮食卖给了国家粮库，再由镇政府协调兑换没有受到污染的粮食给村民。
家住阜宁县公兴镇原崔庄一村的徐兆国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证明。材料显示：2002年6月份，徐兆国从阜宁县杨集镇角巷粮库调拨67054斤稻米运至扬州市兴化某米厂加工，后被当地有关部门抽查检测为“有毒大米”。
徐兆国找角巷粮库要求退款未妥，最后由阜宁县粮食局赔款和费用共计7200元。
“我们现在自己产的粮食都不敢吃。”李四梅说，当地村民的普遍做法，是把打来的粮食全部卖给熟悉的粮贩，再到亲戚家换回供家人食用的大米。
“离化工厂较近的菜地，所产的蔬菜都没有人买。”李说，除此之外，有时候买稻米时还被粮贩要求出示身份证，如果确认是化工厂附近的村庄，“粮贩子们一律不敢买”。
对于东兴村等化工厂附近的村庄几年来所产稻谷大都为“有毒大米”的说法，张克垒、孙吉泼等人并不否认。但两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坚定否决了与化工厂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地的村民都过量施撒农药。”孙吉泼说，大量使用农药，农药残留不但使粮食、蔬菜等形成了 “有毒大米”、“有毒蔬菜”，而且污染了河水、农田，这也是当地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
“这些农民每年差不多都要洒15次农药，大米当然会有毒。”张克垒说。
然而，村民们并不同意这些说法。他们放弃了原先硬碰硬的做法，采取了联名上书的方式。
2002年3月，一封由许宝涛、刘玉华、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党员代表，王保学、夏正荣、刘启江等20余名群众代表联名的信件向阜宁县、盐城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寄了出去。
村民们反映，这样类似的联名上书不知道向各级政府部门邮寄了多少次，但最终都石沉大海。3年时间的“信访”没有任何结果，而化工厂又在扩建、增产当中。
“社会渣滓”与“关系网”的较量
“今年4月11日，盐城电视台来我们这采访近4个多钟头，但最终没有报道。”段德桂说，杨集镇政府“招待”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们，村民们反映的问题一下子又石沉大海了。
据村民们反映，5月12日，江苏省电视台再次到杨集镇采访。但村民们仍旧没有看到所反映的问题曝光于公众舆论面前。
“用我们当地的话讲，那些反映问题的人都是些社会渣滓。”张克垒说，他们都是为了个人私利，企图以联名上书、控告信等形式对化工厂进行恐吓，以便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
阜宁县人民政府文件的一份文件，表明了当地政府对杨集镇化工厂周边村民所反映问题的官方态度。在阜政报200523号中，阜宁县人民政府向江苏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汇报了化工厂的相关情况。
除了说明化工厂是一个手续完备的合法企业外，文件也介绍了其他情况。
其中，在“关于环境保护情况”的说明中解释，在（化工厂）项目投产以后，当地政府曾组织县镇人大代表、企业所在村组的干部群众代表到该企业视察，“一致认为，该企业对周边环境没有污染，对群众身心和农业生产没有危害”。
而在盐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依据环评结论对化工厂新上马的年产50吨间苯三酚所做的监测报告中（盐环站验字第05027），也有这样的结论：“经回访后，当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坚决支持率达100％”。
阜政报200523号对群众信访的主要原因做了如下总结：
（一）由于该公司前身是杨集镇新苑化工厂，主要生产间二硝基苯，其毒性较大，污染严重，于1998年被阜宁县环保局责令关闭，但是遗留下来的残渣、废水未能得到彻底的治理，每逢暴雨、汛期，原来废水塘的废水溢漫进沟渠、农田，造成轻微污染。
（二）由于区划调整，村组合并，极少数下台干部心理不平衡，挑动一些群众信访。加之该企业在所在地收了一部分工人，有部分不符合条件的群众想进工厂，但未能录用，产生不满情绪。
（三）该公司附近原有一家地方国营造纸厂（现已倒闭），过去每年都给附近村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部分群众也想通过对该企业施加压力来得到经济补偿。该企业每年也都对附近村组的特困户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助，但由于村组分配不均，带来一些群众不满，好事变成坏事。
“那些联名上书、控告信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那些村民一个人可以按好几个手印，一个人可以刻很多个私章，联名大都是假的。”张克垒、孙吉泼多次如此表示。
张克垒向中国经济时报介绍，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化工厂对镇政府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解决近百名的劳动力以外，化工厂已经由原来130万元的纳税额上升到今年的200万元——杨集镇每年的财政收入为300余万元。
“当然，我们并没有因为财政收入而牺牲环境。”张克垒解释到，作为厂长的戴长喜同时也是阜宁县现任人大代表，“他不但注重保护环境，而且也注意对周边村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他已经为村民修了三座桥。”张说。
然而，张克垒、孙吉泼与及阜宁县政府文件的种种说法，遭到了村民们的反驳。
“他们是要故意搞臭我们的名声啊。”段德桂说，原来的化工厂生产不到一年就已经破产（当地村民的说法是1995年停产，而非政府所说的1998年），把环境污染归于现在难以追究责任的旧厂，这是化工厂在推卸责任。
“我们是要命，不要钱！”卞俊仁说，关于不给安排工作、补偿不均引发矛盾等说辞都是“荒谬的”。
“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网，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权钱关系网。先搞臭我们的名声，再说我们作假，要不就说联名信是一小部分村民的意见……他们说我们私刻私章，乱按手印，可以来查呀！”段德桂、朱月华、舒其昌、卞俊仁、李四梅、潘国俊等村民针对当地镇政府及化工厂的说辞，表示都保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为了证明村民们联名信的合法性及真实性，当地村民特地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联名信原件。
不是尾声的抗争
由于两个电视台的两次采访均未报道，当地村民继续向江苏省环保厅反映意见。6月3日，江苏省环保厅将群众的意见转至盐城市环保局处理。
在盐城市采访期间，阜宁县环保局副局长王良富告诉记者，此事具体归监察队大队长郭亚洲负责。然而，在调查采访期间，郭亚洲因为“有事”而未能接受记者采访。该局局长邱斌在不知道记者身份时，先是对记者进行呵斥，而后也因为“有事”拒绝向本报介绍相关的情况。
村民们说，当地没有哪一位相关的主管官员，就化工厂对群众生存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正式与村民进行过对话。
“包括我们今天到县环保局来反映情况，因为有记者在，他们才接待了我们。”舒其昌说，以前，他们也多次来人反映情况，但县环保局总是以种种借口把他们“晾在一边”。
而记者也亲见，在尚未公开身份时，该局工作人员把记者及反映化工厂情况的三位村民带到办公楼四层的一个房间，一个女的工作人员在看书，一个男的工作人员则在看报纸。他们对村民们的到来无动于衷。
“化工厂的各个项目，都经过了省、市、县的立项审批。”王良富说，然而，并不是说明工作中没有任何问题，仍有群众反映意见，说明工作还有缺点。
王无意中向记者透露，化工厂新上马的年产50吨间苯三酚项目，是从秦皇岛引进的。“那边加强了生态建设。”王说。
孙吉泼则认为，这个项目不能在秦皇岛上马，并不是当地的环境执法过严，而是“他们要搞旅游开发”。
在调查期间，记者看到：化工厂循环水池的水不断往外溢出，虽然颜色洁净，但沿着化工厂后墙排水沟往外走，不远处的水渠布满黑色的污垢，水面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附近的几个鱼塘也早已荒废。
在距化工厂1公里左右，便能闻到一股很浓的“化工味”，500米之内则更加强烈。
孙吉泼承认，目前该厂在生产过程中确实排放出部分气体——“但那不是有毒的化学气体”；化工厂一切手续齐全，并且保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在1996年，还专门对我们江苏省下发一个批复。”孙吉泼说，1996年，国家环保总局对江苏省的乡镇企业生产“对氨苯酚”和“2．6—二氯苯酚”的合法性给予肯定。
然而，孙吉泼一直不提批复后边尤为重要的内容：因生产“对氯苯酚”和“2．6—二氯苯酚”产品而造成严重污染的乡镇企业，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环保部门可以依法决定限期治理，被限期治理的企业应如期完成治理任务；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依法处以罚款，或者由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关闭。
孙吉泼还解释说，国家并没有针对大气排放的相关规定，这是所有化工厂都特有的一种味道。
“关于这种化工厂周围的空气质量标准，国家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王良富说，“包括国际上，好像以前只有前苏联有个具体的执行标准。”
“这怎么可能？”林景星教授称，不管是《环境保护法》还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都能找到控制大气污染的相关依据。
林景星向中国经济时报分析，关于化工厂对当地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科学上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利益问题。
“化工厂每年给当地政府贡献的财政约占总税收的67％，从这可以看出点什么？”林景星说，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政府和企业结成“统一联盟”并没有什么奇怪。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污染企业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隐含优惠条件”中，就包括刻意放低环保门槛这一承诺。但由于目前我国环保体制的限制，很多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合谋的行为环保总局也只能感到无奈。
杨集镇党委副书记张克垒则向记者表示，村民们向记者提供的“癌症名单”存在水分。“在里边，至少有6个人是1998年死亡的，还有好多活着的人也列入了这个名单。”张克垒说，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对名单进行核实，并表示将向本报提供一份有力的反驳证据。截至记者发稿为止，并未收到当地政府对癌症名单的核实情况。
截至发稿为止，本报并未得到当地相关部门对待村民们所反映问题的意见；而村民们的期盼也始终没有改变：“蓝天碧水的保护神们啊！如果你们对我们反映的情况存在质疑，就请你们到现场看一看，闻一闻，了解一下我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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