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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路易丝·雅各布在摆弄项链时发现：锁骨周围有两个微小的硬块。她以为，那不过是钙沉淀而已。其实，她错了。雅各布患的是晚期肺癌，癌细胞已扩散到她的淋巴结。由于肿瘤浸入了健康组织，已不可能实施外科手术。“病魔可把我害苦了。”这位56岁的亚特兰大女教师回忆说：“我从来不抽烟，我丈夫也从来不抽烟，我的近亲中没有人得过癌症。”
雅各布立即开始接受医生能提供的惟一疗法，用高强度的化疗和放疗向肿瘤发起进攻，力图置凶险的新生物于死地。一连7个星期，她的肉体每天两次遭到放疗的轰炸，每周一次承受烈性化疗药物的毒化。
一年后，雅各布听到了坏消息：肺部的癌细胞死灰复燃。然而，医生这一次显得成竹在胸，似乎另有高招。原来，两种瞄准癌细胞更精确、毒性大为减弱的抗癌新药，已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从那时以来，另有两种新药也获得了批准。雅各布在休斯敦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吸收她参与一项由这些药物中的两种组合而成的临床试验。“病情大有好转，疗效之明显，恰似夜晚与白昼般一清二楚。”雅各布解释说：“我每天服药一片，每三个星期进行一次前后持续30分钟的输液。”在饮用这杯试验性质的“鸡尾酒”近一年后，她发现自己的原发性肺癌缩小了50％以上。
作为最早得益于这种锁定目标更加精确、从分子层面向疾病发动袭击的疗法的癌症病人，雅各布经历的奇迹是令人振奋的。老式的化疗和放疗犹如锋刃迟钝的武器，它们在杀戮恶性细胞的同时也殃及健康细胞。这类治疗的毒性过于剧烈，远不是大多数病人能够忍受的。相比之下，新一代药物则好比是精确导弹，既能命中肿瘤目标，又将伴随而来的对人体的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些药物一经与先进的技术，诸如按分子特征和病人的DNA筛选来划分肿瘤的方法结合使用，就能将癌症由致命恶疾转化为一种可无限期周旋的慢性病。今年早些时候，负责批准新药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发布评估这类分子和遗传数据的新准则时认同了这一倾向。“试验和临床已合而为一，”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罗伊·赫伯斯特博士说：“我们真正进入了以分子为目标的时代。”
在多年备尝与癌症作战失利的滋味后，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聚集一堂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众口一词地宣布：他们对于从分子层面上确证癌症终于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从而为病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治疗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癌症专家戴维·西德朗斯基博士说：“目标明确的新药即将问世，我们得捉摸如何使用它们的途径。”
从跟踪恶性细胞突变入手
要有效地与癌症斗争，必须展开相关的侦探工作，而这一切得从跟踪恶性细胞本身做起。
从本质上说，肿瘤是一个突变的累积过程。由于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原因，它不受控制地生长，在遗传误差层层加码的重压下挣扎着，直至变得不稳定和无法修复自身为止。科学家通过对这些突变的研究，可以了解大量有关特定癌细胞是如何转化成恶性和它用来获取生长所需营养的分子路径的信息。在这些突变中，有一个或多个可能被证明是肿瘤的致命弱点，亦即使它面对特效药败下阵来的弱点。
在新奥尔良大会上，有两组基地分别设在麻省总医院（MGH）和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报告了他们在一小组服用gefitinib（商品名：“伊雷莎”）肺癌病人中搜寻此类弱点的努力。“伊雷莎”是新近刚获得批准的药物，能阻滞一种有表皮生长因子之称的关键性蛋白质。癌细胞需要有表皮生长因子才能继续分裂；只要设计出一种阻滞其活动的药物，你就能延缓甚至避免它们进一步生长。
在MGH试验中，医生对16名用“伊雷莎”治疗的癌症病人进行了研究。其中9人的肿瘤消退了，但药物对其余的人几乎毫无效果。原来，在9名得益于“伊雷莎”的病人中有8人的受体发生了突变，与癌细胞的表皮生长因子纠缠在一起；在没有反应的病人中，谁也不曾发生过突变。生长因子常会表现出一种倾向，像插入锁孔的钥匙那样嵌入细胞表面的受体。8名病人身上出现的变化，使他们的受体多少形成了更适宜容纳“伊雷莎”这把钥匙的锁孔。
在达纳·法伯研究所中，调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数量更多的美国和日本病人，发现相同的受体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突变的类似模式。“知道那些药物将产生奇效，我们感到更加接近对病人筛选后用恰当的药物予以锁定这一目标了。”主持MGH研究工作的托马斯·林奇博士说。目前，他的研究小组仍在对更多的肺癌病人进行分析，要是调查结果站得住脚，也许医生很快就能识别那些被诊断出癌症后反应超速的病人。这样一来，医生便可以绕过化疗，让那些病人从一开始就服用“伊雷莎”作为第一治疗方案。
多管齐下才能制服病魔
癌细胞并非静止不变的怪物。随着肿瘤的恶性膨胀，它会开始在遗传和体质方面发生变化，科学家正在设法通过癌细胞因老化而分泌的各种化合物来验证那些变化。这些化合物通过血液或尿得以释放，常为医生提供了一扇洞察疾病的窗口，使他们无需对肿瘤进行活检就能看清癌细胞正在干什么。
“3年前被切除、现在又扩散的肿瘤，也许不再是原先的肿瘤了。”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的肿瘤学教授霍华德·麦克劳德指出。“对于躲过第一治疗方案的肿瘤来说，总会发生某些使它重占优势的变化。当它躲过第二治疗方案时，其他方面会发生某些变化。当躲避时间长得足以扩散到其他病灶时，则会出现更多的异常。”
研究人员对癌症了解得越多，同它周旋就越能稳操胜券。如果掌握了不止一种与它斗争的手段，那么，成功的概率也会增加。随着对肿瘤世界深入广泛的探索，医务界人士愈益确信：光用一种药来对付癌症是不够的。正如艾滋病医生多管齐下地攻击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病毒一样，癌症医生也开始从源头上堵截维持癌细胞生存的系统，削弱正在生长的恶性细胞，再结合多种药物将它们包围起来。
眼下业已明朗化的共识是，这些维持系统的性质较之癌症发源于人体哪个部位的探究更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癌症来源将变得无足轻重，关键在于设法弄清细胞用来发出信号的途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阿布鲁泽斯博士说。医生在未来几年内考虑的将不是乳房癌或结肠癌，而是生长因子癌和发出信号的癌。
药物选定因人而异
在确诊癌症和选定药物组合后，医生仍不能保证药到病除。那是因为没有两个病人的症状是完全一样的。遗传密码的细微差异，常常决定了人体对抗癌药物的耐受程度和药物在人体内的分解速度。有些人会产生酶，藉以中和抗癌药的剧毒；有些人要么缺乏这样的因子，要么携带有产生相反作用的基因，致使他们对药物的副作用更加敏感。例如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参与DNA修复的酶的基因编码可能意味要么是能容忍化疗的乳房癌患者，要么是那些承受毒性反应的机会比别人多2倍的病人。
新的治疗模式一旦奏效，必然会结出富于戏剧性的硕果。刚批准的多数药物只在10％到30％的病人身上产生了疗效，但在这些病人中，肿瘤照例消退了一半多。获得批准的新药，数量不是很多，成本也很高（每个疗程至少要2万美元）。据美国癌症学会统计，所有癌症的存活率已由1975年的51％提高到63％。然而，这一状况的改善多半归功于禁烟运动取得的成效而并非疗效更出色的药物。幸亏有了像路易丝·雅各布那样的病人，各种更灵巧的新颖疗法正在成为癌症规范护理的一部分，相信那种局面也许很快就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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