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祖国的蓝天2005-1-1

　　无钱治病、贫困辍学、生活困难者，在走投无路之际常受人指点找到媒体，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但媒体在最近几次呼吁捐款时，却一反常态遭受了冷遇，是出现在媒体上的悲情故事太多，让市民和社会越发理智和冷漠了，还是我们的同情和眼泪透支了？“每次上医院的楼梯，我的心情与脚步一样沉重。”一位年轻的母亲流着泪说，她在中山医院血液医生办公室，一遍遍地询问：还有第三种办法吗？她6岁的女儿患白血病，医生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较贵、较安全，另一种较便宜但风险较大。母亲既不愿女儿承担风险，又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真的没有第三种方案了吗？她执著地不肯放弃。

　　求助媒体：绝望中的第三方案

    “医生呀，能帮我找找记者吗？”在我市多家医疗单位的重病科室，有时病人是一拨一拨来求医生帮忙联系媒体

    不少这样身陷困境的人，最终找到的第三方案是求助媒体。一位医生说，几乎所有白血病人在等待治疗时，最先支持不住的是钱袋，从小康家境到一贫如洗最后不得不债台高筑。因巨额医疗费需要借贷的病人，主要集中在白血病、心脏病等大病及技术先进的科室。

    中山医院血液科主任鹿全意说：以目前的技术而言，白血病只要有钱，理论上是100％可以救治的。因此，病人求诊时，我们告诉患者只要有钱就能治。但实际情况是，中山医院血液病房的15张床位，病人一批接一批轮转，来自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但最后个个都陷入负债的重围。数万元及数十万元的医疗费早已让病人不堪重负。心脏中心外科一个月平均40台手术，其中20％的病人缺钱，10％病人欠费。一名医生很无奈地表示：有的病人治着治着没钱了，可我能放弃抢救吗？医生们多次为病人捐款，心外科专家廖崇先教授经常一千元一千元地掏，病人的欠费部分也由科室医护人员的奖金来填补。医生们自嘲自己是“忙碌着并穷着”。医疗技术缺乏时，有钱也无法换命，技术的发达，带来的是病急乱找钱的新治病现象。

    最近，器官移植技术在厦门的发展，又引来新一批的贫病者。前不久，厦门首例肝移植病人术后无力支付每月上万元的抗排药，抢救他生命成功的专家们一次次找到记者，说明他的困境，请求帮助，本报也曾进行过。在病房，病人们常常交流找钱心得。谁的运气好，找来记者采访，好像中了“彩票”。许多外地病人在向医生咨询病情时，说着说着就走题了：“医生呀，能帮我找找记者吗？”在我市多家医疗单位的重病科室，有时病人是一拨一拨来求医生帮忙联系媒体。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到今年，本报曾报道过的十几例求助者，主要为无钱治病、贫困辍学、生活困难三类，而尤以第一类居多。如《谁来救救我的双胞胎》呼吁救助身患白血病的少年陈永财，《她为什么得不到救助》连线一山村女孩身患白血病的故事以及《家庭性心脏病青年在厦门》、《母子同患食管癌》等报道。本市多家媒体也多次进行同类型的报道。

　　先天不足：求助新闻日渐稀少

    媒体不可能为所有申请救助的对象提供一视同仁的帮助，而编造细节来获取捐款的行为更伤害了人们的心

    相比而言，前期的求助者无疑是幸运的，社会及市民给予了他们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极大支持。陈永财的故事经本报呼吁后，患者曾获得社会各界捐款近10万元。但近期报道的几例病人所获捐款却已大幅下滑，有的仅数千元。

    实际上，社会已形成一个完善的捐助系统，如市民政局下属的市慈善会及市卫生系统的市红十字基金，它们的职能就是救急扶贫。相比这些有组织有系统的捐助，媒体的呼吁救助有一种先天不足：随意性及有限性。

    它的有限性源自新闻本身的特点，媒体不可能为所有申请救助的对象提供一视同仁的帮助。这并非媒体自己的偏心，而来自读者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是读者决定媒体的行为。

    它的随意性表现为，并不是所有的悲情故事都能传达给媒体，也不能保证在传递过程不出现偏差。媒体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某媒体曾对一特定对象进行了相应的“煽动性”催泪弹式的报道。事情发展也正如媒体所料，这名对象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读者，市民的眼泪与捐款纷至沓来。然而因一个偶然机会，媒体发现这名特定对象隐瞒了部分事实真相，有主观编造部分细节来获取捐款的行为。媒体在深感痛心之余，也对读者抱有深深的歉意，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了事态的发展。类似的事件无疑打击了媒体对此类报道的信心，使媒体对所需报道的对象的审核的更挑剔了，但尽管这样，也无法保证对所有内容一一核实，因为毕竟媒体不是侦探社也不是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再次让读者上当，这类报道便日渐稀少了。

　　滴水之恩：看看是谁来捐款

    慈善机构组织的捐款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及一定的透明性，而媒体呼吁的捐款，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在这类求助新闻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实：求助的是穷人，援助的也多是穷人。尽管媒体“挑剔”求助新闻，但还是一次次被他们的故事打动。而在每次捐款中，关注穷人命运的大多还是“穷人”，大多数捐款人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有的人甚至是靠救济金、养老金生活的。一位曾获得过别人救济的残疾人告诉记者，他对社会怀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心，因此当自己日子稍好过一些，就会想伸手帮别人一把。还有的老太太心善得不得了，见了媒体求助报道就赶来，有的一次慨慷捐出数千元，还有一位离休女干部一下子把终生积蓄10万元，捐给老人养老。

    当然，有钱人并非都是没有善心的人。一些私营企业主与企业大款的大额捐款流向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如本次抗非典捐款中，厦门一些台商及几家企业一下子捐出几十万元，去年的慈善万人行收到捐款达400多万元，其中不少来自企业及有钱人。一位热心捐款的私营企业主说：我们的捐款是有理性有选择的。这种理性及选择表现在：捐款的主题性很强，一般选择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如新疆地震、抗击非典等；保证善款使用到位。一些大型的捐款一般由慈善机构组织的，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及一定的透明性，保证了捐款人的意愿。而媒体呼吁的捐款，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救命捐款：谁来当管账的人

    如果人们捐赠的爱心款没能挽留住一个深受关注的生命，而是被用来住酒店或还债，好心的人们还会再有爱吗

    前不久，曾有一位受赠人得到媒体发动的第一笔捐款时，全家住进了酒店。当时他们孩子的白血病移植急需高额医疗费，媒体是为了挽救一条年轻生命而不惜花费大量版面和文字的，打动读者的也是幼小生命的生存权力。医生对家属的行为表示了宽容，一位当时的主治医生说，他们家穷得太久了，没吃过好饭，没睡过好觉。就在大家宽容的目光中，这家人慢慢地使用着这笔善款：在孩子的病房搬进一台电视，为孩子购买了一些奢侈的玩具，堵上家里欠下的一些债务窟窿……最终，年幼的孩子因移植费用不够，永远闭上了童真的眼睛。

    我们不能说他的家人是恶意挥霍，只是他们真的不善理财。这一笔笔通过媒体募来的善款一般都是直接交给患者及家属，尽管捐款者的意愿是帮助他们治病或用在特定用途上，但谁来规范及监督受赠人如何使用呢？这种种情况导致市民对捐款有了一份警惕。

    最近，有个女孩住进中山医院，她接受了一笔捐款，捐款直接转到医院账号，并指定专门进行骨髓移植费用，不能他用。捐款人的善意被扭曲，也导致了市民捐赠热情的降温。

    有一对朋友相约选择助学工程。他们把首期捐款寄给当地一组织转给附近农村贫困家庭的指定受赠人，并附上一封信，希望受赠的孩子或家庭能来信交流学习及生活境况。但这封他们期待的来信始终没收到，他们一直不知道受赠人是否上学了，学习情况怎样？他们认为，他们捐出的不仅是一份助学款，更多的是对一位乡村孩子命运的牵挂。但这份牵挂像断线的风筝，让他们空落落的。第二年，他们收到这样一封“言简意赅”要钱的信：你们是否继续捐款？他们选择了沉默。市民的同情和眼泪就这样被透支着。让捐款人的热情慢慢流失的还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眼中、耳中充斥太多这样的悲情故事时，热情的心就麻木了。一位经常捐款的好心人士说：可怜的人太多，我不知道该帮助谁？(记者陈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