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祖国的蓝天2004-12-16

    昨天本报A19刊发《南京职业闹事“托儿”调查》一文后，引起较大反响。众多读者来电表示，职业闹事“托儿”是患者一方极端维权的表现；而众多“托儿”以群体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患者维权艰难的状况。

    无锡惠峰新村的王锦华打来电话表示，虽然“托儿”的闹事行为过于极端，违反了相关法律，但是患者一方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王先生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桩医疗纠纷。

    2001年4月，王身体不舒服，随后来到无锡市某医院检查，发现左甲状腺长出肿瘤，医生表示肿瘤可以完全切除，问题不是很大。后来手术时，因为种种原因，医生只切除了大部分肿瘤，以致后来王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切除手术，并从此背上癌细胞扩散的巨大心理阴影。出院后，王一家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直至去年11月，法院判令医院赔付5万元。

    王先生表示，很简单的医生个人问题，结果弄得异常复杂，要不是誓讨说法，一家人真的很难坚持到胜诉。

    南京从事司法工作的吴先生也表示，当前的医患纠纷中，有90%%的患者或其家属采取极端手段维权，原因也就是处于弱势一方的患者维权太难；而“托儿”的生存土壤也就在这里，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是家境贫寒者，这部分患者一是缺乏相关的维权知识，另一方面也没有财力应付“拖人”的维权之路。

    另一位南京的唐女士则表示，无论如何极端的维权都不可取，但“托儿”竟以此为职业，这一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反思。(谷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