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既是一个老命题，又是一个新难题，是涉及到目前中医学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全面而系统地继承呢？还是选择性的继承呢？是按中医学自身的规律发展呢？还是按西医的模式或近代科学的思维去改造呢？这是目前摆在中医面前的重大选择，整个中医界都在思考和关注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继承是当务之急，全面而系统地继承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发展中医学的根本；中医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即按照自身规律去发展。

    从中医药的现状看继承的重要性

    中医学有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目前却出现了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医目前遇到的不再是砍杀，而是捧杀和剪裁。自从西洋文化和西洋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传统文化受到了歧视，中医也被戴上了"不科学"、"落后"、"朴素"的帽子，几经砍杀，差点被断送。多亏它能为群众治好病，受老百姓青睐，说它是一个宝。然而一些崇洋媚外的人，硬说她是糟粕。中医遇到了与和氏壁相似的糟遇。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卞和发现了一块壁玉，抱着献给了楚厉王，专家鉴定说是石头，于是就砍了他一只脚。楚武王在位，和氏又去献宝，专家还说是石头，又砍了他另一只脚。楚文王在位时，和氏抱着壁，在山里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甚至流血，感动了楚文王，把石头打开，发现了金光闪闪的壁玉，证明它确实是国宝。中医就象这块壁玉，解放前国民党要消灭它，砍了中医一只脚，解放后王斌要改造它，又砍了中医的另一只脚，幸亏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了问题，制定了中医政策。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挖掘加以提高"。近百年来，试图消灭中医是失败了，但改造中医实际是成功了。现阶段表面上看，中医似乎很兴旺，国家有十几个部门都争先恐后地研究中医，管理中医，挖掘中医，搞中医现代化，中医成了"唐僧肉"。中医机构也星罗棋布，从国家到地方，都有中医药科研机构，省地县都有中医医院，各省基本上都有中医药院校，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还有教授。凡西医有的中医都有，看起来中医和西医似乎很平等。不仅如此，还给了中医优惠政策，中医还有西医没有的东西，国家专门为中医制定了发展条例，专门为名老中医配备了助手。但实际上中医的真正内涵却越来越少，西医的成份越来越多，用西医的模式不断地改造中医，中医医院的科室也冠上了西医的病名，中医成了改造的对象，成了五颜六色的泡沫中医。中医正在被捧杀和剪裁着。

    近年来，在"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专家们用现代医学知识剪裁中医药，使中医陷入了废医存药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一）试图以西医的药理、药化学理论为依据，进行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来阐明和解释它的功能与主治，或用西医确诊的病名，套用一个或几个中医处方，寻找针对性、攻击性、特异性的特效药方。认为中医药西化就是现代化。以简单的西医辩病替代复杂的中医辨证；以单纯的药物提取替代中医的方剂配伍；以有效复方的研究替代方证的对应。这种"乱点鸳鸯谱"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第一，在实验室所提取的单味中草药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的药效，并不等于它在人体上就能发挥相应的作用。特别是口服药到人体后，其有效成分和相应药理作用在某些消化酶的参与下，都可能发生变化，未必能取得相应的效果。一味药的成份是复杂的，配伍后就更复杂。复方起药效的成份除有机成份外，尚还有无机成份和有机成份的配合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络和作用。这种多种成份，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机体多个靶点发挥整体效应。单味药物提取有效部位或有效成分，破坏了中医药的整体性，科学配伍性，讲究关联性和辨证论治的精髓。例如，从黄连中提取黄连素，只能用于细菌性痢疾，而中药黄连除清心、除烦、明目、泻火外，配伍不同，可能发挥各种不同的作用，如配木香不但能治痢疾，还能化滞，减轻里急后重；配半夏辛开苦降能治心下痞满；又如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只能治疟疾，而中药青蒿还能清肝胆湿热，骨蒸劳热，又能组成好多方剂，如青蒿鳖甲散，蒿芩清胆汤等。这就像一颗小石子，没有和炸药配在一起时，它的威力并不大，如果和炸药配在一起，点燃后其杀伤力就大大增强。可见，中药的有效不在于几个基本单元，而在于它们之间组合形成整体后的功能。

    第二，既使把复方中单位药物的药效功能搞清楚了，也说明不了复方的功效。因为复方中药物有个按比例配伍的问题，复方在没有按比例配伍前，复方中的单位药的药效是达不到复方功效的。就象水是由一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组成的那样，若未按比例在一定条件下组合前，H还是H，O还是O，永远不能代表水的功能一样。世界上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楼房，若把它还原成共同的物质，无非是由水泥、沙子、木料、石头、钢筋组成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比例，还是不能盖成一幢楼房，更代替不了楼房的功能。再如，生脉散是由人参、麦冬、五味子按比例组成的复方，方中五味子所含的少量5-羟甲基-2糠醛在复方合煎中随着麦冬量的增大而增大，人参所含皂苷也随着发生了变化。药效学实验证明，原方中人参、麦冬、五味子按1:3:1.5的比例配伍，是合理而正确的。反之，若麦冬量小，其它两味药的药效就不会增大。

    第三，既使有效的复方，如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小柴胡汤等，也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按照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原则整合而实现多元效应的。它的组合既体现了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又体现了相反相成的矛盾性，它绝不是某一单味药物药效功能的相加。现在对单味药物成分的研究只能说明其作用机制的物质基础，绝对不能代表复方的功能。

    第四，复方研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方证对应。所谓"有是证用是方"。离开证去解释中药复方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不符合中医临床实践的。即使有效的方剂，如若方证不符，甚至还会发生相反作用，如气虚便秘，误用大承气汤就会出现腹胀腹痛，甚至发生虚脱。这并不是大承气汤配伍不好，而是方证不相符。

    （二）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医证侯的实验研究，试图对中医证侯进行西医那样的量化、客观化。认为只有对中医证侯量化、客观化就是中医现代化。近年来把复杂的证侯进行简单化的研究，结果很不理想，但这种惯性运动还没有结束。采用目前这种对中医证侯的研究模式是违背中医理论的。中医的证侯是客观的、动态的、丰富多彩的。它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手段获取机体在某一时间条件下，对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机体生理功能及生物、化学、环境、精神、气候等各种致病因子）反应而呈现的生理、病理状态信息的综合判断的表述。比如"少阳证"有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弦等症状，这些症状除脉象外，基本上都是病人的自觉症状，这些自觉症状的性质和程度，目前既无测定仪器，又无检验的客观指标，又如何客观化和量化呢？谁能对疼痛、忧虑、烦燥、情感进行量化或用数字表示出来？况且中医临床还有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真热假寒、真寒假热、真虚假实、真实假虚、虚实并见、寒热错杂等复杂情况，还有医原性、药原性和情志致病，辨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机械的规范无法替代丰富的中医辨证。

    （三）认为用统计学处理就是现代化。科学的数据是要采用统计学处理的，关键是如何采用的问题。中医治病是辨证治疗，同病也可以异治，异治也可以同治，所以它不是一病一方的重复，而是治疗原则的重复，个案体现的是辨证的重复，而不是西医辨病的重复。如果采用现在这种一病一方重复的验证统计办法，是违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这种统计结果，中医药的疗效不存在了，还不如安慰剂。

    （四）用动物模型对中医药理论进行验证，看其是否有科学性。现阶段搞的动物模型实际上是化学药物的中毒模型或人为的物理损伤模型。它与病人在临床上出现的证型有本质的区别。中医认为，人是形气神统一的全人，是社会、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活人，是有思维意识的灵人，他进行的是复杂劳动，这与单纯实验室环境下的简单活动的动物有本质的不同。如人有职务升降问题，就业、失业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家庭悲欢离合问题，劳逸过渡问题，求偶未遂问题，经济负担问题，隐私问题，医源性、药源性问题等等，这些动物是不具备的，但这些问题可以给人造成疾病。另外，有些症状是病人的自觉症状和表现，如口粘、口甜，逆气冲胸，心下痞满，西施皱眉，东施效颦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临床信息，如何用动物模型表达？望诊、问诊、脉诊、舌诊都是中医临床重要的诊断手段，它是中医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模型既不看舌苔，也不看脉象；既无法进行望诊，也无法问诊。试问，脱离了中医的诊断手段，这样的模型可靠吗？得出的结论能科学吗？它根本不能体现中医的特色。这种方法是生搬硬套，以西律中的霸权主义思想。笔者并不是说反对动物实验，但目前这种动物造模实验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动物实验也不是西医的独创，中医曾经也有过实验。它不但有动物实验，还有对照实验，而且是世界领先水平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转述了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实验。认为该病病因与食白米有关，让动物吃白米进行观察，发现"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为了证实是否患了消渴病（糖尿病），让病人尿在地上，观察蚂蚁是否食之，以及蚂蚁多少来判断糖尿病及尿糖含量。晋唐医生为了观察患者黄疸减轻或加重，每天用白布浸染病人的小便后晒干对比观察，测试患者黄疸的进退。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没有沿着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而是把活人整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以观察社会和自然对人的影响，得出了好多科学的结论。如"天人合一"、"生气通天"、"异法方宜"等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在人体进行整体生理和病理状态实验，通过药证观察和养生保健，反复实验，揆度奇恒，反复总结，反复实践，逐步确立了药物的归经、升降浮沉、四气五味等性能理论以及方剂的七情合和理论，药证方证的辨证纲领，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临床实验，不断充实完善，才形成了今天见到的各类名方，以及八纲、六经、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辨证等辨证论治思维模式。这种实验比实验室的动物实验要复杂的多。中医为什么后来不搞动物实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医是复杂性科学，中医的科学性是复杂系统的范畴。它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而近代医学的发展，不过才几百年，它同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思维与方法截然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西医理论与方法去界定中医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或作为证伪的标准。也不能拿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剪裁中医，错杀中医。更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模式管理中医。否则，就会有让大象钻针眼般的无奈。西医是科学，中医是科学；黄牛是牛，奶牛是牛，黄牛奶牛都是牛，是两个不同品种的牛。不能把黄牛改良成奶牛，失去黄牛应有的功能，也不能把奶牛改良成黄牛，失去产奶的功能。造成这种改良主义的根源，是对中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无知。

    二、管理模式的不科学，使中医药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境。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医药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即以现代西医发展模式指导中医，导致目前中医人才出现了异化，中药材出现了变种，中医药评价体系出现了"西化"。使中医药陷入了"削足适履"的困境，严重地阻碍了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中医药人才的异化。现在中医队伍大体是两大类，一类是传统中医，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毕业的或中医学徒，他们对中医还有信心，但也无回天之力。另一类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毕业的中专、本科、研究生，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人才。他们背着两个沉重的十字架，站在两个坐标系上。一个是现代医学坐标，即疾病诊断标准和治疗判定标准；一个是中医坐标，即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等辨证诊断标准。由于政策和体制所限，只能用西药，很少开中药，很少搞中医辨证。假如中医医院收治一个咯血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明确诊断"。是肺炎？结核？支气管扩张？肺癌还是血液病等。由此推出一系列的检查，进行鉴别诊断，再用昂贵的西药进行治疗，既可提高业务收入，又可增加个人收入，还可以防止举证倒置的麻烦官司。至于中医诊断是风热犯肺？燥热犯肺？肝火犯肺？还是气不摄血？实际被淡化了，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既是使用了中药，也大多中西药并用。治好了病，也不知道是西药治好的，还是中药治好的，病案很难统计。在中医研究单位，继承了西学中的接力棒，不是中医研究，而是研究中医。采取了"瞎子摸象式"的研究，按照西医的指挥棒，对药物进行"追踪式"的研究。西医今天说心脏病是血管内凝血，于是就找抗凝药；明天说是血管狭窄引起，赶快找扩管药；后天又说这些都不是病因，你的研究也就停止了。甚至用西医的科研方法，证明中医有无科学性。中医理论成了被质疑、被审视、被验证的对象。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模式来验证，你就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你只能无所事事了。中医医院虽然星罗棋布，但已改姓不姓中，而姓复姓-"中西"。中医医院中中医的成分越来越少。特色中医专科和专业人才以及精湛的医技正在消失。传统的师承模式虽然还在沿用，但是老师选徒弟的权力早已让位于职能部门。而且，这一途径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种获得功名利禄、晋升职称的载体。在中医院校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仿照西医教育模式。本科五年基本上是两年中医两年西医一年外语。中医四部经典基本上成了选修课。据记者调查一所中医大学，70％的学生不知道《黄帝内经》为何物，只有30％的学生知道《黄帝内经》，听说是金庸写的武侠小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同中医的思维格格不入。即使上了研究生，外语、计算机等课程要占不少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药的药效，几乎接触不到真正的病人，成为至多能给小老鼠看病的大大夫，以至于出现了学历越高，距离中医越远的怪现象。

    （二）中药材的变种。近年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像我国这样生产中药材的泱泱大国，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中药材的变种，1、"杀鸡取卵"式的思维破坏了中药野生资源和生态环境，致使中药材的质量不断下降。2、不恰当地使用农药、化肥、生长素、转基因等，导致中药材有害物质提升和有效成分不断下降。3、人工种植或提前采挖，破坏了中药材种植的自然规律和生长周期，导致中药材有效成分参差不齐。4、单体提取有效成分，不但大量浪费了中药材，而且所提取药物不能被中医理论所指导，变种为新西药。5、中药产业化迅速膨胀，导致了粗制滥造，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使中药的质量不但得不到保证，产品也变了味，这样一来，直接影响中药材的临床运用。

    （三）评价体系的"西化"。自古以来医药就不分家，悬壶济世就指此而言。因为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离开中医理论指导，那就不是中药了。例如，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动植物也被收进了《本草纲目》。难道我们每天都在吃中药吗？关键是按不按中医理论指导使用。如果它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就不是中药，如果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运用，那就是中药。如名方"当归生姜羊肉汤"、"甘麦大枣汤"虽然是我们吃的食品，但它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来治疗某一证侯，那就是中药了。现行政策强迫中医中药"离婚"，研究医的不重视药，研究药的不重视医；中医中药分家管理。中药评审全套西药（化学药）的管理办法。中药方剂因为是复方，复方要方证对应，证的动物模型又不符合临床实际，无法做模型，同时方剂配伍中，中药理论要求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例如，一个很有疗效的方剂，其中有一两味药可能有毒副作用，按中医药相反相成原则配伍后，整个方剂毒副作用小，甚至没有，但按现在这样评价标准，这个复方就无法通过评审了。好多治疗疑难杂症、急症、慢性病，甚至"绝症"的特效药方，每天都一批一批地被带入冥冥世界。在人身上实验了一辈子的特效药，因为是个案，统计学无法重复，又没有搞动物实验，毒性实验，药代动力学实验，没让动物点头，不给批号，说是假药。好的土单、验方，祖传秘方只能进入坟墓。中药制剂生产的审批，也完全脱离了中医药的特色，按照生产西药的办法审批，一提就是GAP、GMP、GCP、GLP。好多个P中唯独没有中医药特色。照这样的办法审批下去，中医药将会逐渐被消灭。现在这种评价体系和审批的管理办法，有利于西药的进口和仿制，不利于中医药的开发。用西医管理化学药品的办法管理中医药，完全脱离了中医药的理论和经验。例如，安宫牛黄丸中有朱砂，而朱砂含汞有毒，它确实不符合西药的标准，既含汞，又没有质量控制指标。但它在临床上却能起死回生，非常有效，也非常安全。被英国判为"脑死亡"的香港卫视女主持刘海若起死回生的中草药，其中王牌药就是安宫牛黄丸。

    "事实胜于雄辩"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窒息中医药的不是中医药本身问题，而是对中医药认识、定位和政策以及管理模式出了问题。这样的现状难怪使人们对中医学产生了信仰危机。一个再好的科学大树，如果失去了它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它就无法存活。而适应它生长环境和土壤的配置，来源于好的政策和科学的定位以及科学的管理模式。这种简单的道理，连球迷都知道。足球和蓝球同样是健身运动的球类，但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运动规则、评判规则。不能用蓝球的规则去裁判足球，也不能用足球的规则去裁判蓝球一样。假如规则乱了套，起码是一个不称职的裁判或不科学的规则。中医和西医管理上最科学的模式是两元制管理模式。存在决定意识。要真正地发展中医，就必须建立中医的评价体系，并给予法律的价值。 

    中医药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中医药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就需脱掉别人的鞋，选好和做好自己的鞋。

    一、中西医要真正结合，必须继续创造条件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提出的中西医结合，中医客观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口号。其实质是以西医为标准来整理、吸收和改造中医。口号提出到现在，一直存在着改造与反改造，结合与结合不了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

    第一，科学体系不同，理论与方法不同。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科学。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与方法。中医和西医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与方法。

    人类认知事物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经验+直觉"。东方人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这种认知方法需要大量的实践，在实践中再形成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突然领悟出一个道理，提出一些概念和方法，把这些概念和方法验证后再发展成一些原理，用这些原理把握事物的整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证明这些原理的正确性，反复多次形成理论。这些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医在研究人体与自然时，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同时还把古代哲学知识如"气"、"阴阳五行"、"生消"、"八卦"等引用到中医中来，描述复杂事物的基本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状态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反复的医疗实践中把这些哲学知识同医疗知识、医疗经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即独特的理论和观点。被中医融合后的哲学已不是社会哲学意义上的概括，而是同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用药等有机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新理论。翻开中医著作，无论从人与自然、社会、还是人体的生理病理，脏象经络，营卫气血，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预防养生等等，都包含着这种医哲融合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是任何科学都没有的医哲交融现象。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即所谓独特理论体系。换句话说，中医用人文科学的理念构建起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独特的新理论，是西医所不具备的，它是世界领先水平，是中医对医学的创造与发明。这也是西医研究中医最头痛的难点。另一种是"实证+逻辑推理"。西方人采用了这种认知方法。在古希腊最早采用了逻辑推理方法。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发现逻辑推理的这种思维方法不全面，应加上实验，这就是培根的实证主义，即用实验加推理的方法。它的特征是还原论。它是一种将事物的高级运动形式（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规律的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研究，可以推测整体现象的性质，它是近代西方科学的灵魂，西医研究人体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十六世纪意大利开始出现解剖学，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把器官再还原成细胞，又对细胞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又从细胞进入分子、基因，无休止的正在还原下去。企图还原成最基本的构成单元，研究它们的性质，通过分析它们的性质，最后推理出人体的性质。随着现代科学相对论的问世（相对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的整体）和量子论测不准原理的诞生；以混沌理论为基础的复杂科学的出现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从理论上粉碎了，从逻辑上打垮了还原论。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也悄悄地变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西方，开始出现了循证医学等新型医学科学。

    第二，研究的对象不同，采取的手段不同。

    中医研究的是人体医学，西医研究的是生物医学。在揭示生命本质上，中医研究的是人的生命，揭示人的生命本质及其特征；西医研究的是生物生命，揭示生物的生命本质及其特征。在理论和水平上还处于生物医学模式水平，最多才把生物和非生物区分开来，把人、动物和微生物混沌为生物体，仍然把人当作生物体或动物去看待去研究，搞生物或动物实验。这完全忽视了人与其它生物体的根本区别，即意识的指导性和根本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医学只能是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或兽医学。中医就不同了，它一开始就把人同非生命体以及其它生命体严格区分开来。《黄帝内经》开宗明义"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为万物之灵"。连中国民间也流传着"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的名谣，它一句道破了生物与非生物，人与生物的严格界限。中医同时又把目标牢牢地锁定在研究人体生命本质的特征上，《黄帝内经》接着又说"气血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就是说，人体生命的本质是由形、气、神（或精气神）三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并用"神"（精神意识）把人同其它生物体严格区分开来。精气神这个术语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当今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和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心理科学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人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物质、信息、意识的统一。这种物质、信息、意识的统一，正是中医精气神统一的翻版。不仅如此，中医还认为，生命整体的内部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联系，《黄帝内经》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这种联系存在着年周期节律性、月周期节律性和昼夜节律性以及振荡性的特征。《黄帝内经》把这种联系称为"脏气法时""六节脏象"。把它作为生命特征的标志。以"阴阳应象"、"生气通天"来解释其联系的机制。这种联系一旦被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和时间的终断。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生理上，还体现在病理上，疾病的发生还有时间周期性和时间节律性的特征。如在日中、午后、五更或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些时间或节气时，人的发病率、疾病的复发率、死亡率都有明显的增高趋势。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了一年四季节气不同，动物小肠和肺脏内最能反映细胞能量代谢水平的乳酸脱氢酶B亚基的百分含量也各不相同。在小肠夏至较高，冬至最低；在肺脏则夏至较低，秋分最高。这与脏腑四季节律中《黄帝内经、平人气象论》篇说春"脏真散于肝"，夏"脏真通于心"，长夏"脏真濡于脾"，秋"脏真高于肺"，冬"脏真下于肾"。即小肠旺于夏衰于冬，肺旺于秋衰于夏的规律相一致。现代研究也证明，健康人多巴胺的分泌相位曲线是冬至-立春-春分缓缓上升的，夏至到最高峰，而后缓缓下降，冬至达到最低谷；5-羟色胺则与上述分泌相位曲线相反。而春夏中发作，秋冬缓解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多巴胺约在立春之时却陡然上升，一直延续到夏至。而5-羟色胺内分泌相位曲线则倒置。同时中医还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体生命的极大振动，这在中医书籍中不乏其说。相反，西医在揭示生命本质及其特征上，建立的模式就很局限。在实验室里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原理搞生物实验和动物实验。认为在生物身上实验有效的药物，在人体就一定有效。把人同动物、生物等同起来，脱离了人的社会存在以及自然对人的影响，更忽视了人同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思维活动。

    第三，文化背景不同，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期"时代。人类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轴心期"。传统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中国人思维的基础，经过千百年来的读诵体认，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畜牧文化时间较短，而农耕文化时间较长。西方畜牧文化时间较长，农耕文化时间较短，很快就进入了工业文化时期。西方人的思维除受畜牧文化影响外还受到了工业文化的影响，即还原论思维的影响。概括地说，畜牧文化注重空间、有形的实体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农耕文化重视时间、宏观、整体、意象的研究。例如，中国人在舞台上开门不见门，抬轿不见轿，骑马不见马；而西洋人却要见到具体实物，具体的结构，具体的位置。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医学，其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中医观察的是事物的现象、意象、表象，研究的是现象层面的规律，而西医观察的是实体，结构和具体位置，研究的是实体层面的规律。基于此，1、中西医各建构了不同的 "人体模式"。中医建构的是"唯象模式"，西医建构的是"实体模式"。实体模式以解剖为主，观察人体结构的变化，生理和病理的变化，"唯象模式"的构造主要不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上的，而是在具有一定解剖知识前提下，通过对人体在外功能表象的观察，采取不打开"黑箱"、"司外揣内"、"取类比象"、"内景反观"、"心法和顿悟"、"试探和反证"等方法建构的一种模型。不是解剖脏器的实体模型。因此，中医的五脏不等于西医的脏器实体，而是其各此的功能体系。唯象模式不但淡化了解剖实体，甚至还出现了异化，《黄帝内经》"肝生于左"的提法就是指肝的功能表现在左侧，彻底与解剖实体分离，实是一种特殊的符号。2、中西医各采取了不同的诊治方法，中医认为，现象是事物整体机能状态的外在反映，把整体生理状态下出现的现象，概括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把病理状态下的现象（寒象、热象、虚象、实象）用阴证、阴证去概括，把在死亡状态下的现象概括为"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在病理状况下的这种机能状态所反映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医的症状，如：乏力、腰酸、耳鸣、纳呆、眩晕等，这些症状基本上是模糊概念。一个个症状就组成为证侯，因人的体质、饮食、处居等不同，证侯因人而异，呈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医治疗就是辨证调节这种病理状态的个体差异。因此，中医治的是"病的人"。并不追究感染了什么病源微生物。虽然中医也有病因概念，其实是病机概念，是病理状态下机体反应规律的概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概念。所以说不是治"人的病"。西医治病一定要把病因搞清楚，才能确诊，在诊断上，采取了物理诊断、病理诊断等方法，直观、具体、精确，中医在诊断上采取了八纲、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一个综合概念，不是具体实质脏器及其生理功能异常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模糊诊断。二者在诊断上的概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例如中医一讲肾虚，西医就把目光盯在肾脏结构及其生理功能上，或把它等同于某些激素的变化，找对应关系，其实中医的肾虚包括范围很广。如牙齿松动也是肾虚，骨质有病也是肾虚，头发脱落也是肾虚。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在治疗上，西医采取攻击性、特异性、杀伤性的办法，因为它看到的是实体和病原微生物，所以有炎症就消，有肿瘤就切，它是"治病救人"，治好病才能救人。相反，中医治疗则是"救人治病"，不采用特异性、攻击性、杀伤性的办法，采用一种非特异性的调节手段。它认为，人的病理状态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失和。因此在治疗上强调"和于数术"。它的思路是调动人体修复力，增强人体的抵抗力，把病态调节到自稳态。调节的任务是对体内实现稳态对外实现适应。不论从治则、治法，还是方剂配伍，处处都体现了一个"和"字，体现以和为贵的风范。同时还认为，"正气从内，邪不可干"不是没有邪了，而是邪不能干扰破坏、自稳态。提倡带瘤治疗，"与狼共舞"的观点。西医把人看作是一部可以拆散和组装的大机器，而不是具有高级自控调节能力的活系统，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忽视了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形成这种思维偏差的本质是文化背景。就是说，中医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生长演变的持续，把握的是时间；西医注重研究实体构成及其空间中的展开，把握的是空间。时间和空间是共同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因果联系。从时空共同存在的关系看，中医和西医二者永远做不到真正沟通。无论用中医去研究西医，还是用西医来研究中医，永远不可能从空间一端走到时间一端，即不可能从时间走到空间。但时间与空间却有某种程度的概率性的对应关系，寻找这些对应关系，是有益于临床的。

    二、以中医本身理论与方法为主的自我更新

    中医现代化是整个中医界关注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毫无疑问，中医是需要现代化的。但如何现代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医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当代科学化，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化，而要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医这个复杂性科学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用"实证+逻辑推理"（即还原论）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很有限的，对于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生老病死都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基与此，把人置于自然、社会之中考察，医学家们就自然而然的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人体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吸收到中医学之中，用于探讨人体生命的本质和特征以及防治疾病的规律。对这样庞大的整体，中医只能用多学科的知识从宏观去研究，从系统去把握。几千年来，中医就是用这 种理论与方法去解决复杂事物的。因此，解决复杂事物的理论与方法，就蕴藏在中医本身。

    研究复杂科学的方法论提示人们：对复杂性科学来讲，除了研究其基本概念、性质外，重点要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系统集成的方法，对整体性质的影响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复杂的事物是由好多单元组成。但其中基本单元对整体是起作用的。因此，对整体来说，由什么单元组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单元如何集成、如何组装的。中医脏象理论对人体的功能活动进行了科学的提示，确立了功能程序系统为中心的宏观调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是由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象功能组成的。子系统中的五个基本单元是对母系统的宏观调控起着重要作用的，如何把基本单元的五大脏象功能进行集成和组装，发挥对宏观调控的母系统性质的更大影响。又如，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这些基本单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人体的基本单元，对这些基本单元如何集成和组装。人体又是一个整体，由人体内好多基本单元组成，对这些基本单元如何组装和集成。同理，方剂是一个整体，它也由许多单元（药物）组成，其中基本单元（主要药物）对方剂这个整体起作用，如何采取不同的组装、集成（配伍），对整体（方剂）的功能和性质起更大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实现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自我更新。

    第二，着重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整体性质的影响。从理论上讲，部分对整体性质是有影响的，但部分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种关系就是排列组合关系。由于对各个部分的排列和组合不同，对整体性质的影响显然是有别的。在复杂事物中，深入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排列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医中常常被体现，如《伤寒杂病论》就体现的非常好，书中所用药物虽然不多，但它重视药物之间的排列与组合，构成了千变万化的方剂，解决了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张仲景以麻黄散寒、杏仁宣肺利气、甘草和中组成了"三拗汤"，并以此为基，遇寒加桂枝组成"麻黄汤"用于寒邪束表；遇热加石膏组成"麻杏甘石汤"用于热壅于肺；遇湿加薏仁，组成"麻杏苡甘汤"，用于风湿痹痛。"小承气汤"和"厚朴三物汤"药味虽然相同，都由大黄、厚朴、枳实三味组成的，但由于排列次序不同，就发挥不同的整体功效。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主药，用治气胀便秘；小承气汤以大黄为主药用于肠热便秘。可见，一个复杂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组装集成方式决定了对整体产生的巨大效应。

    第三，除了研究复杂事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外，着重研究重要环节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枢纽点"、"敏感点"。把这些重要点搞清楚了，就会起牵一发动全身的功效。这就提示我们：通过穴位去研究经络的本质；通过主药去研究处方的整体效应；通过治则去研究中药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机制；通过典型个案去研究疾病治疗的规律；辨证是中医诊断疾病的重点和难点。证有不稳定性、个体性、表象性、模糊性的特征。但证中有主症，它对证侯起重要影响，正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举"。针对主症就能改变复杂事物的体系状态。所以在中医诊断学建设和发展上，找准切入点，研究各种证侯的标志性物质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研究复杂性科学三个重要方法（系统集成、排列组合、重点位置）在中医药中常被采用，尤其是方剂配伍，但未深入研究。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是解决中医自我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医中虽然含有复杂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还不系统，有些术语和概念需要用现代语言表述，有些理论范式需要用现代理论规范。所以，要对中医传统理论与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即在原根上嫁接，不是截枝和节外生枝。它包括概念的现代转化，命题的现代转化，理论范式的现代转化以及科研方法和程序的现代转化等。要进行创造性地现代转化，就要有机地吸收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包括有些学科中相关的方法和成果吸收等。从中寻找传统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这种寻找也要根据中医自身的体系结构进行。给传统中医理论赋予现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中医理论。同时要特别重视融合、同化其它新兴学科成为自己理论体系中新的理论与方法。从中医整体观念出发，采用系统生物学理论；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上入手，借用细胞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并结合数、理、化学、信息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以及哲学等学科中相关的方法和成果，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多学科联合攻关。人吃牛肉、羊肉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营养，长自己的肉，而不是长了牛的肉、羊的肉。引进相关学科知识亦应如此。《黄帝内经》就是多学科的融合。但它牢牢地把握住了宏观、整体、系统六个字，而吸收融合了古代多学科的知识，在反复实践中同化成自己的新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变而不失其正，遣形而存神"，在两千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告诫后人："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刘华为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