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海南省人民医院出台多项措施，狠刹医生收红包歪风，规定医生收红包一次，查实后将停止处方权，并处以十倍罚款，两次就开除。1月6日，海南省人民医院纪委监察处处长陈书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医生通过他们返还给病人的红包收据就有半尺厚，其中一位姓旷的外科主任退的红包就有三四万块钱。他们曾经处理过的一个医生，至今还在扣他的工资。此前，海南省各市县重点医院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但是，1月2日至28日，记者在对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儋州市人民医院、屯昌县中医院等10余家省、市、县医院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暗访时，却发现有些医院的“红包”现象仍然愈演愈烈。

    患者直言：送了红包心里才踏实

    “喂！王医生吗？我是12号床病人的家属，有没有时间，约个地方喝茶？”“那么客气干吗，要不就晚上8点钟在医院左边的茶房吧！”“就这样，我与医生面对面坐到了一起，那天医生坐的位置就是你现在坐的位置。”1月4日，一位接受采访的患者家属，在得到记者一再保证不暴露他和医生以及医院的真名真姓后，才小心翼翼地对记者讲起他送红包的经历。

    “当时我们先是谈了一下我妻子的病情，医生说据他的经验判断我妻子左边乳房的肿瘤99％是恶性的，但也不能100％确定，要等手术后做切片检查才有最终结论，不过手术越早越好，以免扩散。听到这里我赶紧把事先用信封装好的800元钱塞到他的包里……”“他就没有推辞吗？”“他也说了不要，但是并没有从包里把信封拿出来还给我，整个喝茶时间也不到半小时。”“第二天我们就从已经住了三天的走廊加床搬进了病房，并很快就做了手术。给了红包就有床位，这种情况不是我一个人遇到。”

    在随后的采访中，做了手术的患者家属大部分承认自己送了红包或礼品。海南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王先生告诉记者，送红包是花了小钱省了大钱。他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别人都送了你不送，你就不怕医生在手术时掉个棉花球什么的，或者该切的切不干净、不该切的切掉，那你怎么办，那不是将来要花费更多。花钱还是次要的，病人要多受多少罪，甚至把命都搭上。还有吃药打针，这方面所花费的钱完全掌握在医生手中，他多开少开你都没办法！”在接受采访的患者家属中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送了红包心里才踏实。当记者说，要是真的有什么医疗事故的话，可以依法追究责任时，他们反驳记者说：“现在有几个人打得起医疗官司呀，就算是打官司追究责任拿到赔偿金，可亲人没了或者留下残疾，哪多哪少呀？”

    医生心态：理直气壮收红包

    被采访的医生在谈到红包问题时，都非常敏感，或是逃避不接受采访或是支支吾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重点医院的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红包有什么好采访的，这是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们医生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在病房里、病床边、手术台上耗费了自己青春年华，多少个日夜都是在医院陪病人度过。春节碰到患急病的就要在手术室过年，收一点红包还不行吗？”也有几位医生对记者大倒苦水：“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大家都收，你不收患者会怀疑你的水平，还会担心你对病人的手术不尽心。有时候同一科室或同一手术的医生，都拿了红包，而你不收，别的医生会说你假清高，还担心你会举报他们，为此，他们会想尽办法把你拖下水，甚至于影响工作团结。还有医生收入不高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比如我吧，妻子没工作，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三口人，要住房、要吃饭、孩子要上学，哪里都要钱呀。我熬了这么多年，熬到一个主治医生，收入还没有开出租车的收入高呢！同样是医生，看着别人享受着高档物质生活，我们也会有些心理不平衡，当红包摆在面前时，也就半推半就了。”一个外科医生说：“我比较赞成一位同事的观点，只要收红包不是见钱眼开就可以。对于某些暴发户和高官们，收他们的红包，觉得很解气。而对那些农民、工人的红包，我们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大部分收了都会上交到医院纪委或退回给他们。”“你们就不怕有人举报，不怕医院处分吗？”“钱是他送的，只要手术成功了，一般不会有人举报的，至于医院的规章制度，哪个行业没有规章制度呀！”

    医院苦衷：查处红包有三难

    为什么医院出台那么多规章制度，制止医生收红包，而红包现象却不见减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纪委监察处处长陈书林以及其他市、县医院的五名有关负责人。他们提出，治理医生收红包的现象，光靠医院自身是不行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他们认为，造成医患红包现象有其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如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产生的不良社会风气。有些人把钱财收入的多寡作为能否体现个人价值的主要指标；有些人把钱财作为达到个人目的必要介质。如果当医者认为自己的收入不足以体现个人从事的高风险、高技术工作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时，收受“红包”就成为一种直接的补偿办法。而当患者认为接受治疗，需要通过赠送财物才能享受到高水平并优质的服务，或者能避免医务人员的冷脸相对时，赠送“红包”也就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办法。这种医患之间送与收的交易关系成了正常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查处红包问题还存在着认定难、查实难、处理难的问题。卫生管理部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抓医疗“红包”问题，但对于什么是“红包”，怎样才属于收受“红包”行为，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依据。在查处过程中，由于送与收的双方是私下行为，没有旁证，任何一方的证词很难作为确实的证据；有些送“红包”者是通过中间人的多种渠道，究竟最终送入谁手更是扑朔迷离；有时患者反映了某位医务人员收了“红包”，由于某些顾虑，在取证时又会否认此事。在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处理带来了很大困扰。同时，收受“红包”的一般是医院的骨干医生，也使医院在处理过程中，处于既要维护医德医风，又要保持拥有高水平医生的两难境地。

    对于如何解决红包问题，三亚市农垦医院院长陈永武说，一方面注意抓思想教育与抓经济效益相结合，对于易发生“红包”问题的科室及科室负责人、医疗骨干的工作要有重点性、针对性，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同时，要创造条件，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实行向骨干医生倾斜的津贴制，使医务人员真正感受到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不用收受“红包”，从正常途径也能不断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制定关于“红包”的认定和处理办法的硬性规章制度。对于索要或暗示索要“红包”的医务人员，要按照硬性规章制度进行查处。他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财政政策改革以后，政府对医院的投资是下降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医院的营运成本中政府投资平均只占到6％，也就是说医院要自己挣94％的费用。在服务收入方面，政府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得到比较便宜的服务，对医院进行了价格控制，但政府允许医院从药费里面提取15％的差额价。相关人士指出，解决“红包”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医疗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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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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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七条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赖志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