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表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若立法实行“安乐死”，牵涉到法学、医学、伦理、道德等领域的相关问题，关键还在于违背了《宪法》的规定。

　　该委认为，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安乐死’的立法权属于专属立法权，地方不能就此立项”。

　　省民政厅也指出，对于是否推行“安乐死”，法学界、医学界乃至国际社会争论已久，至今尚无定论。现在也只有北欧少数几个国家通过立法，让“安乐死”合法。确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外部环境也未完全成熟。

　　“姑息治疗”更实际

　　目前无法“安乐死”，晚期癌症患者如何减轻痛苦？连日来，在记者多方求证中，多位医生建议：应该对他们实行全方位的“姑息治疗”。“不要不惜代价地延长无生活质量的生存，应该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尽量过得快乐一些”。

　　昨晚，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刘淑俊告诉记者，人类在四世纪的古罗马就有旨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姑息治疗”：建小客栈，为病危的贫困人士提供娱乐、食品及避难服务，帮助他们减轻痛苦。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00年使癌症病人不疼痛。现在很多国家的医院已实行了全方位的“姑息治疗”。

　　何必热衷“安乐死”

　　“姑息治疗”能减轻病人的“安乐死”念头吗？刘淑俊教授介绍，欧洲芬兰曾对3000多名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作调查，50％是因为患病后没有尊严、没有工作、样子变丑、缺乏关心才选择安乐死，另有46％则因无法克服疼痛的折磨。国内一些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要是能改善医疗手段，减轻他们的痛苦，病人就不会热衷‘安乐死’了”。

　　刘淑俊接触过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已经没有化疗的必要了，病人十分痛苦。医生就给她注射一点吗啡，病人心情很快就好了。医生告诉病人家属，多来看看病人，不要让她感到孤独。最后，病人在去世的前两小时还与医生聊天……

　　用药限制略有放宽

　　目前国内不少正规医院，都对晚期肿瘤病人实施“姑息治疗”。比如，以前医用吗啡限制较严，现在就宽松许多，对减轻病人痛苦作用明显。

　　专家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医生缺乏“姑息治疗”的意识，有的医生见利忘义，对根本没有治疗必要的患者也要进行化疗，收取高昂的费用。

　　刘淑俊认为，“对一些自感生不如死的患者来说，有时给他们注射一支吗啡比什么都重要！”作为一名医生，应该还患者以无痛的权利，遵循规范化的疼痛处理原则，相信阿片类止痛药是控制中、重度癌痛的不可替代的药物。在很大程度上，“姑息治疗”是一种伦理道德！

　　最怕医生“热情过头”

　　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和化疗被誉为治疗癌症的“三板斧”。但广州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张华认为，手术切除不适宜中晚期病人；放射治疗后肌肉、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较多、恢复难度大；化疗具有全身作用，但副作用较大，尤其是对骨髓的抑制，具有一定的风险。不恰当地对中晚期病人进行大剂量放、化疗，会导致虚弱的生命更加垂危。

　　张华说，临床常常可以见到，患者死因不是因为癌症本身造成，而是由于不恰当的杀伤性治疗所致。如肝癌多次介入后出现腹水、黄疸等肝功能衰竭而致死；肺癌胸水化疗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胃癌、肠癌化疗后恶心、呕吐，患者更加衰竭而死亡等等。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治疗更重要的是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他说，现在有些国家将晚期癌症患者送回家中休养，似乎不太人道，但我们个别肿瘤医生却对病人“热情过了头”，让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还躺在手术台上，加重病人的痛苦，这样只会“逼”病人寻求“安乐死”！

　　链接：八成人赞成安乐死

　　前不久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有一场护理伦理学考试，最后一道题目的大意是：有一位甲状腺癌症患者，三年前施行过一次切除手术，第二次发作，又进行切除手术，第三次发作后，患者神志非常清醒，只因呼吸困难而非常痛苦，患者要求施行主动安乐死，并立下遗嘱。这道题给了四个备选答案：

　　A是进行紧急手术；B是被动安乐死；C是主动安乐死；D是患者病情自然转归。

　　抽样调查显示，有53％的考生选择了C主动安乐死，25％的考生选择了B被动安乐死，选择答案A和D的考生各占余下的一半。也就是说，选择安乐死的考生占到近八成。 （文/尹安学 陈捷 曾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