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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郭林

(本文作者郭林老师生前爱人曾任郭林新气功研究会副会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林晓先生与郭林老师在北京中山公园留影

    我叫林晓,是郭林老师的生前伴侣。在郭林诞辰八十五周年前夕,郭林新气功研究会《 忆郭林》编写组的同志采访了我,让我谈谈郭老师生前在功德、功法、思想意识诸方面情况。我很高兴,也很感动。因为郭老师创建新气功并带到社会上已二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她培养了许多辅导员,至今仍分散在全国各地教功;全国各地及海外,现在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练郭林新气功。通过练功,他们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很多人已经得到康复。现在的辅导员大多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我认为趁这个机会,从曾经接触郭老师较多的人或朋友那里,收集、整理一下郭林老师生前的情况,写一下回忆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今后推动、发展、完善郭林新气功,为后人缅怀郭老师,都将起着积极作用。

    郭林老师祖籍广东中山县,一九零九年六月八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生。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共生姐妹三人,郭老师是老二,在她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郭林老师的祖父是个老道,很疼爱她,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教她练习童子功,十四岁那年,郭林老师独自一人到广州求学,去闯世界。

    她先上的商校,后又改上师范,学美术。因为她身无分文,师范学校食宿不花钱,她才上得起。郭老师当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在广州却很有些名气,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她的装束特殊:她虽是女孩子,却留短发,穿西装,系领带,一身男装,这在几十年前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的广州,女孩子中是没有人敢这样打扮的。因为她的特殊,所以走在大街上没有不认识她的,当年的照片现在我还保留着。我和她虽然是一九四一年结的婚,但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她了,我每天上学都能看见她身穿风衣,留着短发在门口走,很潇洒的样子。

    原因之二是她在广州上学期间非常活跃,是学生会主席,很有口才,很有鼓动能力。到政府请愿,同学们推她为团长。她曾经和汪精卫拍过桌子,因此,当时的反动政府对她这样的人很反感,但是却找不到理由整她,于是,校长就与校医作假,散布谣言说她有肺痨病,而这种病传染,这样,别人就不敢与她接触了,他们想用这样的方法把她与同学隔离开。但她并不屈服,心想:我斗不过你们就背地里和你们斗!于是她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跳墙出去练长跑,结果她获得了全市长跑冠军。因为她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捧回了奖杯,校长也不得不组织学生在校门口欢迎她,这则消息登在了当时广州的报纸上。

    原因之三是毕业时,她一边考试一边办画展。可她主科考试却是59.9分,不及格。记者们很奇怪,说能办画展的学生主科考试怎么会不及格呢?于是就到学校调查,原来,是老师妒忌她——因为她学习好,同学们有问题都问她而不请教老师,于是,老师就想出这么个法子治她,让她不能毕业,而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件事见诸报端后,更促使她出名——59.9分使她成功(报纸材料现在我还保留着)。

    当时广州市童子军有一条规定:男孩子穿短裤,女孩子穿短裙。她是团长,却非穿短裤不可。学校拿她没办法,就让省长找她谈话:说她这是奇装异服。她却说:我不袒胸露臂,怎么叫奇装异服呢?结果省长也治不了她。她的青少年时期就是这样在大风大浪中滚过来的,而她的天赋和与众不同的气魄也充分显示出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和郭林结婚,正巧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当时我在澳门上学,她在澳门教书,我是高一学生,她教美术,我们是真正的师生恋爱。

    郭林老师研究气功,并用气功治病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一九四九年她得了子宫癌,做了切除手术,这时候,她还没想到气功,直到一九五九年她膀胱癌转移,做了第六次手术才引起她的深思。她想:自己一生多灾多难,虽然练过童子功,当过长跑冠军,可还是得了癌。自己已做了六次手术,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等多种疾病,如果再做第七次手术,生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想到身边还有年迈的老母需要自己照顾(大姐已去世,妹妹在台湾);还有远在美国几十年未见日夜思念的女儿 ,有时常常暗自落泪,而女儿寻母也找得好苦,想到这些,她说我不能死,我必须寻找一条自救的路!于是她想到了气功。她想:气功是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能不能用来治病呢?有了这个想法,她就边读医书边练气功,同时还与气功界高人交友,向他们求教。经过十多年功夫,不知不觉,她身上的病全没了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心想,还是有点意思,气功在我身上起作用了,对别人是不是也有效呢?如果也有效,那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呢!这样她萌发了让气功走向社会,用气功治病救人的想法。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左倾思想相当严重。气功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甚至被逼自杀,有的被批斗致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去传授气功行吗?她苦苦思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毅然走上社会,到东单公园传授气功。开始,她单枪匹马,是很困难的。到哪里去找病人呢?她就假装挂号看病与病人聊天,问别人有什么病?主动要求教别人练气功,将一些病人从医院吸引到了公园。她在公园里教功、演讲,招来很多人,但也招来不少麻烦。

    当时有许多逛公园的外国人给他们照像,有些人看他们练功摇摇摆摆的样子很不理解,觉得有失国体;还有,当时公园正在整修,很多听课的人拿了附近的砖头瓦块坐着听课,走了就扔在地上不管了,这引起了公园工作人员的不满,所以不让他们在那里练功。后来,他们又先后到过许多公园,可这些公园都不让他们在那里练功,赶他们走。

    因为教功时许多人聚在一起,这也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和干预。有些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去听课。为教功,公安人员曾七次传讯郭老师不让她教功。一次在龙潭湖公园,她的两个学生被公安人员带走,关了近20天。从此,她在单位被大会批,小会斗,说她不务正业,不让她教功。但是,她一点也不动摇,毫不退缩,照样去教功。平时不能去就星期天去。她说,我不能不去教功,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她坚信,自己的气功是造福人民的,她做的不是坏事。 这种信念自始至终支持着她、鼓舞着她。

    当时,我对她搞气功也不理解,也是拉后腿的。七一年我正在保定,经常与她通信。我说:“你是画家,却到公园这么搞,就像天桥卖艺的一样,多丢份儿啊!”她说:“哎,那可不一样,我是为救人。我知道病人的痛苦。人在生死关头对人生留恋的心情,没病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的功能救人,为什么不去救呢?”她生前经常说:做人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才有价值。我觉得郭老师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

    郭林新气功渐渐在社会上流传,发展起来了。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她从病号中培养了许多辅导员,现在仍遍布在北京各大公园教功。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也有不少郭老师的弟子。无数病友在多年的练功实践中,证明了郭林气功在癌症病人的治疗和康复中、在治疗多种疑难病、慢性病中发挥了奇效,证明了郭林气功确实是治疗癌症和慢性疾病的一种既经济,又有效、又简单易学的好功法。但郭老师却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付出了自己的健康。由于冬天长时间在公园教功,她的脚被冻坏了。以至于她在最后几年已经不能再练行功,只能练定步功了,但她仍不退缩,她花五百元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让人蹬车送她去公园教功。她说,我的脚虽然冻坏了,但我无憾,因为我创立的功救了许多人,牺牲我一个,救了大家,值得!

    郭林老师创立的新气功,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她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的。她的功理、功法也在二十多年的教功实践中逐渐丰富、发展,完善起来。

    郭老师不但对自己的气功不懈地追求,她对周围的病人,朋友,更有一颗温暖的心,特别乐于助人,帮人排忧解难。

    她最早有一个学生叫杨新菊,现在陶然亭公园教功,红斑狼疮患者,郭老师对她很是下了一些工夫。杨新菊一九七二年开始学功,当时病很重,每天要服8—12片激素,就这样有时还控制不了病情,老发低烧。学了一段时间功后,病还是经常反复,很痛,几次有想死的念头,不想再练了。郭老师知道后,只要她不来,不是派人去找她,就是亲自到家里去做她的工作。老师对她说:“你如果死了,剩下两个孩子,将来你爱人为孩子再娶个后妈,孩子可该遭罪了!你发烧也要练 ,我带你练。”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她的病渐渐好转,慢慢地,药也不吃了,现在,杨新菊身体很好。

    郭老师教功,不但不收钱,有时还为病号自掏腰包。

    郭老师的另一个叫徐金生的学生,现在北京气功研究会工作。当时跟郭老师学功时生活很困难,收入很少,还有一老母亲。冬天练功时只穿一双单鞋。郭老师看见了就送给他棉衣、棉鞋。

    还有一个叫具本艺(朝鲜族)的学员,是平顶山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乳腺癌患者,当时生活也很困难。她父亲家在北京,房子很小,她没地方住,郭老师就把她叫到自己家来住,告诉她先看病再说,具本艺有病需要营养,郭老师就让我母亲给她炖牛肉汤喝,让她两三天喝一次。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郭老师还有着豁达的胸怀。对于那些最早受益于自己的气功,为他们治好病而又背叛了自己的学生不去理论。有个学生为阻止郭老师的《五禽戏》在电视台播出,就曾写信给电视台说老师有海外关系,是内奸,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电视台到她单位去调查;另一学员曾到外地说《郭林新气功》这本书不是郭老师写的,而是他写的。因为他当时挨斗不能出书才转让给郭老师的,以郭林的名义出版……

    对于这些肆意捏造中伤,诽谤攻击,有些人知道后很气愤,非让郭老师与他们打官司。可郭老师却说:哪有老师告学生的呀!再说他们不是也在为人民做好事嘛,他们不是也在救人嘛!算了,算了,他们能救几个人也很好嘛!

    病人常说:郭老师心中只有病人,唯独没有她自己。事实真是这样,就在她逝世的一九八四年,她还去外地教功六次。有一次,她正准备和刘桂兰一起去郑州教功,但碰巧那天郭老师得了急性肠炎,老去厕所,按说不能去了,可快开车时,她说:“走,我不能不去,那么多人等着我呢!”到了郑州,她怕我担心,就叫刘桂兰打电报给我,说她没事了,其实她还没好,照样教功,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事。还有一次去郑州讲课,回京时,省体委的同志送她到车站,递给她六百元讲课费,她用手摸了一下说:“好了,我摸了就算收下了,你们拿走吧!我到郑州来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传授我的气功。”为此事,省体委还发了一份通报,号召大家向郭林老师学习,赞扬她无私奉献的精神。

    郭老师对家里的亲人也是一往情深的。

    那是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在紫竹院公园与上海的学员聊天。她说:“奶奶(即我的母亲)对我很好,她把全部家务都承担下来。如果没有奶奶的支持,我救不了你们。还说,“我一生最不放心的就是林晓(因为我自理能力很差,母亲从小什么也不让我干,把我惯坏了,至今我也不会做饭),除此以外,我没什么牵挂了。”现在想来,她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辞世,所以才说这番话的,因为她平时很少与别人聊家常的,学员们也感到奇怪。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也就是她去世前不久,因为她是家乡的名人,广东家乡来人,邀请她参加家乡颐老院的落成典礼。她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典礼,并准备画一张画儿送给颐老院。为此,画了好几天。就在她发病的那天上午,她还趴在桌子上画了四个多小时,画完以后还亲自盖上章,这是她晚年从来没有的事!

    郭老师晚年因眼睛不好,每次画完画,都是学生给盖章,可是这次她却自己盖上了。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就发觉双手拿不住筷子,这才意识到不好,当别人把她扶到床上,就昏迷了,嘴角流出了黑血,她只说了一句话:快去找刘大夫……

    当我得知消息赶到家,她已被送到北京466空军医院。到了医院,她已经处于高度昏迷状态,医院经过三天的努力,抢救无效,郭林老师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郭老师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小礼堂举行,于大元同志主持追悼会,郭老师单位的领导刘迅致悼词。

    郭林新气功研究会考虑到成千上万的郭林气功受益者将来要有一个凭吊老师的地方,还为郭老师修建了一座墓地。

    后来,郭老师的家乡为她建了一个由她的生前好友、前侨联主席张国基老先生题字的纪念亭,我参加了纪念亭的落成典礼。郭老师的家乡一共建了两个纪念亭,一个是著名演员郑君里的纪念亭,一个就是郭林老师的纪念亭。以后又由于大元、黄松笑、叶强、孙铎、上海郭林气功学会等捐资在亭旁立了一块石碑,碑文记载了郭老师的生平。在郭老师逝世五周年时,我又带了一些人参加了郭林老师家乡政府为郭林老师组织的纪念活动,并参观了她的故居及纪念亭。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她的故居搞一个纪念馆,但目前困难很多,只能慢慢再说吧!

    郭老师虽然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她一生不畏强权的硬骨头的精神;她对气功事业不懈地追求精神;对广大病患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她在淫威面前不低头,在挫折面前不气馁,成功面前不骄傲胸怀,在金钱面前不动摇的崇高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至于说到对郭林老师的评价;我认为她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对中国的气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创立的新气功疗法,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郭林新气功开拓了气功的一个新的领域—气功治癌,这在以前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的。

    郭林老师把中国古老的气功由单传扩大到大面积推向社会并成为用气功为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带头人,七十年代初开始提出并实践用气功防癌治癌,并成为这个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她提出的中西医、气功综合治疗,在广大病员中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并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及气功界的肯定和推广。

    因此,我说郭老师对中国气功、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社会、为人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她是气功界的楷模,是全体气功界学习的榜样。

    在纪念郭林诞八十五周年之际,谨以此回忆,向与我风雨同舟四十三个春秋的亲密伴侣—郭林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