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知道，小小的村庄在悄然发生着怎样的变故？

    合川龙市镇出了个“癌症村”！ 

    10月末，重庆一媒体曝出这样一则令人“谈癌色变”的新闻。有关报道称：自2001年，合川龙市镇飞龙村六七两个村民小组3年中有17人患癌症，其中已有14人死亡。但奇怪的是，这个村附近并没有工厂、矿山和其它污染源。更蹊跷的是，这些年内不断有村民患癌死亡，为什么一直未引起重视呢？ 

　　“癌症现象”后面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记者11月10日来到合川市龙市镇飞龙村。 

　　七组：波澜不惊？ 

　　原以为这个被外界称之为“癌症村”的地方会人心惶惶，但记者在飞龙村口，见村民或田间耕作，或赶集归来，一切看似波澜不惊。 

　　经村民指点，记者首先来到七组。出乎意料的是，在村主任喻修明家后面的一个院坝里，七八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斗地主，场面煞是热闹。 

　　“有这事，已经死十几个人啦”，见记者打听，在旁边观战的村民跟记者谈了起来：张××是去年得肝癌死的，潘××是去年4月28号得直肠癌死的，杨××是前年挞谷子的时候死的……反正近3年内，我们七组患癌症的就死了五六个，现在还有两个人正得癌症，还有一名十几岁小娃儿也得了白血病……” 

　　正说着，村主任喻修明回来了。前次重庆某报披露飞龙村村民患癌症一事时，喻修明还为记者一一列举了死者名字及死亡时间和病因的，但不想这次记者前来，他却铁着脸：“我现在忙得很，没啥子可以说的。” 

　　记者紧随喻修明回家。喻修明拗不过，端了根凳子出来让记者坐下，开口就说：“上次报道的情况有些出入，真实情况是20年内死了十几个人，报纸登的却是3年内就死了十几人。” 

　　“那20年里仅是患癌症就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没人警觉这个问题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喻修明回答说：你想想，阴一个阳一个的死，哪个会留意呢？ 

　　简单说了几句，喻修明起身就走，硬邦邦地甩给记者一句话：对不起，我真的不空，我还要去下地。 

　　“肯定有人给他打了招呼，上次某报记者来时他还敢说。”记者回到院坝里时，人们这样解释。 

　　飞龙村患癌症死了十几个人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前不久村里一位老人七十大寿时，村里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无意“算”出来的，当时不算不知道，算出来还真让人吓了一跳。 

　　至于媒体获知这个消息，则是一李姓村民13岁的儿子不幸患了白血病，因家庭承受不起巨额医药费时，出于想得到社会帮助，另一位村民便向重庆某报打了电话。随之，“飞龙镇3年内10人患癌症死亡”的消息便传了出来，而且还把这个一向平静且默默无闻的地方唤作“癌症村”。 

　　记者问一个年轻小伙子：出这事后，村里人都害怕吗？有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吗？他说，怕啥呢，要得病是命中注定的。恐怕现在还是没人主动去医院体检，何况农村人找分钱又不容易。 

　　他还告诉记者，报社报道后，镇政府的人来查看过水源，听说合川市的防疫站（疾控中心）也来人提取了水样去化验，现在还没出结果。有天重庆市肿瘤医院还来了几个医生给人们简单地摸了摸身子，问痛不痛，虽没看见他们带啥子仪器来，但还是给喻修明送了一摞防治癌病的小册子让他发放。 

　　“虽然陆陆续续死了十多人，但在报纸曝光以前，飞龙村从没来过人化验水源、检查身体或是搞卫生知识培训。”小伙子说。

村民院坝里未燃尽的几炷香,是无助的心态?

　　离开七组时，记者偶然在一个农户院坝发现有几炷未燃尽的香。记者问，为啥烧香呢？一村民笑笑，没答话。 

　　六组：忘却伤疤？ 

　　记者随后来到仅有村道相隔的六组。同样出乎意料，在一个院坝里，竟有两桌人在怡然自得地搓着麻将。 

六组竟有两桌人在怡然自得地搓着麻将

　　“又来问得癌症那个事情呀，真是没事做！”记者说明来意后，立即感觉他们明显的反感情绪。 

　　“你们这些当记者的乱说，哪里是三年死了十几个人？”旁观的一个村民说，近3年七组那边确实有五六个人得癌症死了，六组也有几个人得癌症死了，但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样算起来，3年内哪里死了十几个人嘛？ 

　　“为啥子要给我们这地方起个‘癌症村’的名字？如果你们再要乱说，我们要打官司哟！”其中一位村民一边搓着麻将，一边“威胁”记者。 

　　“这话也有道理，你想嘛，如果‘癌症村’这名字叫响了，哪个还敢来呢，再说，我们的娃儿还要娶媳妇啰！”另一村民的语气委婉些。她同时自言自语：不过也怪，前些年是我们六组的人得癌症多，这几年病又发到七组去了。 

　　“以前政府来村里搞过卫生知识培训吗？”记者问。 

　　“哪个来，来啥子嘛来！”有人气咻咻地回答。 

　　“啷个没来，去年非典的时候不是来过吗？”旁边有人接过话茬。 

　　“这些年你们去做过体检吗？”记者问。 

　　“身体没毛病哪个去做啥子体检嘛，医院收费又高！”一个村民说。 

　　记者在返回途中，在飞龙村口碰上一位50多岁的村民，他表情有些神秘兮兮的，说：这事情硬是怪哟，前年是六组得癌症的多，这几年又是七组的人倒这个霉，是不是碰上啥子“脏东西”（指邪气）呀？ 

　　记者也感到不解，跟许许多多村庄一样，从表面上看，村里的环境和水源确无污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疾控中心：不便表态？ 

　　从飞龙村出来，记者来到步行仅需10多分钟便可到达的龙市镇政府。政府里除了值班文书外，没看见其他人。文书说，包括政府领导在内，所有干部都下村做促农工作了。 

　　记者立马赶到合川市疾控中心，欲了解目前对水源的化验情况。记者走进疾控中心大楼四楼一间有“副主任”挂牌的办公室。 

　　记者表明身份后，坐在电脑前的一位戴眼镜的西装革履的男子表情严肃地站了起来。记者与他有了如下对话： 

　　“请问您贵姓呢？”“啥子事？”“您贵姓呢？”“啥子事，说！” 

　　“我想了解飞龙村有关癌症病情方面的情况。” 

　　“你的记者证呢？”“正在换证，还未发下来。” 

　　“对不起，没有记者证———”这位文质彬彬的副主任说着做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请出”的动作。 

　　“您贵姓呢？” 

　　“姓张。”一直与记者对站着的这位副主任说毕，不再搭理记者。 

　　很纳闷的是：记者向他出示了印有重庆晨报鲜红印章的介绍信，而且记者曾屡次凭这张介绍信出入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以及市外采访，但为什么在合川市疾控中心张副主任那里就“失效”了呢？ 

　　难道是合川市疾控中心有什么不便于向媒体透露的吗？ 

　　记者不得而知。 

　　记者回到报社后曾与龙市镇几次到飞龙村现场查看的副镇长罗瑞超取得了电话联系。他告诉记者，他此时正在飞龙村。罗瑞超表明两个观点：其一，飞龙村确有患癌症而死的，但不像某报所说的那样“3年内死了十几个”；其二，据合川有关部门调查称，飞龙村的癌症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记者就此事请教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我国著名公共卫生预防学家蔡原先生。蔡先生听罢记者介绍情况，肯定地说：这么一个人口少、范围小的地方，有如此多的村民患癌症，其癌症发生率还是“偏高”的。 

　　至于为什么十多年里这么多人患癌症死亡而未引起重视，蔡先生认为，村民自身的卫生意识较弱，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蔡同时表示，这种意识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而且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在这个“癌症事件”里，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是否也有责任呢？蔡原先生表示“不好说”，但起码来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关于卫生方面的教育和宣传不够，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 

　　蔡原先生说，越往基层，公共卫生体系越薄弱，这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他表示相信，自去年非典过后，中国政府已逐步重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像飞龙村这样的较多的癌症发病情况，会逐渐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中。 

　　亡羊补牢 

　　一个村民小组正遭遇“不幸”，但人们仿佛听天由命，甚至寄希望于一炷香。而另一个组却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曾经的莫明遭遇缺乏反思。 

一些村民陆续患癌去世，却未能引起人们警 觉。

　　这足显人们对健康的疏忽，更反映出他们对可能导致疾病的诸方面因素根本“不设防”。村民们疾病预防知识和观念的极度匮乏，其漠然心态固然值得检讨，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是否能脱干系呢？ 

　　如果从政府的公共职能上看，职能部门同样是需要检讨的，因为如同公安部门要提供公众安全一样，卫生防疫及其他相关部门，同样是需要提供卫生和环境安全的。所以，飞龙村的遭遇更反映出了当前农村卫生防疫体系的软肋。 

　　但从当前的国情来看，如果要给职能部门扣上一顶帽子，似乎也有点过头了。其实不仅一个合川的飞龙村，很多地区的卫生防疫体系都是极不健全的，而且越到基层，越往农村，其情尤甚。但根本原因是，建国几十年来，国家在卫生方面的投入是相当薄弱的，当然，极为有限的财力肯定难以支撑一个健全的卫生防疫体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的非典并非一场灾难。因为这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使国人的卫生防疫意识猛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财政投入力度来努力撑起这样一个体系。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若干年后，飞龙村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再现。不过目前，我们还得“亡羊补牢”，给飞龙村，也给农村其他地区补补课。 （文/摄影本报记者颜明华）